缔约过失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骆玉生
时间:2024-07-12 21:48:56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183
缔约过失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案情：
被告万某有三间平房根据城镇规划需要拆除。万某自己拆除了屋顶上的盖瓦等材料后，留下墙体未拆。2003年8月22日早晨，万某找到拉运沙石的费某、陈某、汪某、蒋某，要求他们为其拆除剩下的墙体。万某与四人谈妥拆除价款为200元，要求他们拆墙时不能损坏墙体上的窗户。之后，万某即另做它事。费某等四人各自取来工具，自行爬上3米多高的墙头，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开始拆除墙体。汪某坐在墙头上，用自带的铁锤敲打墙体。施工约十分钟后，汪某从墙头摔到地面受伤，构成九级伤残。汪某住院治疗51天，用去医疗费25091.90元。2004年2月，汪某以万某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万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伤残补助费等费用共计49000余元。
二、处理意见：
在该案的实体处理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原、被告之间是雇佣关系，被告万某应承担赔偿原告汪某损失的责任，但汪某自己也有过错，可以减轻万某的赔偿责任。理由是：公民的生命健康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与其他三人在拆除被告房屋墙体前，与被告协商达成了口头劳动协议，被告支付原告等人劳动报酬。原告等人为被告拆除三间平房墙体，以自己的劳动作为标的，双方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原告从墙体上摔下造成脑部严重受伤，其健康权受到侵害，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在高空作业，明知有危险，而不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对自己的损害存在过错，应减轻万某的民事赔偿责任。其比例为7:3为宜。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总和的70%。
第二种意见是驳回汪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被告之间是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被告就三间平房墙体拆除与汪某等四人经过协商，达成了口头协议。即原告等人自带工具、自行施工，不受被告的管理，在完成工作任务后才能获得200元报酬。这些都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原、被告之间应视为承揽关系。根据承揽关系的性质，承揽人在工作中受到人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责任。汪某在拆除墙体这一工作中，与其他三人是合伙关系。其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受伤，可以另行向其他合伙人主张权利。
第三种意见是原、被告之间是承揽关系，但被告在与原告等人口头协议时，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即将拆除房屋这一危险行为发包给无资质的农民工，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即选任承揽人有过失，存在缔约过失责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被告应对其违反法定义务所造成的损害应酌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总和的40%为宜。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
三、评析：
本案被告是否承担责任，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第一个层面是原、被告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如是雇佣关系，被告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是承揽关系，被告如没有其他违法的情形，就不须承担赔偿责任。第二个层面，在承揽关系中，被告是否存在缔约过失。如存在缔约过失，就应该承担责任。相反，则不承担责任。
首先，我们应考虑原、被告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而要区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理论上区别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通说是：雇佣关系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关系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雇佣合同履行中所产生的风险是由接受劳务的雇佣人承担，承揽合同履行中所产生的风险有完成工作成果的承揽人承担；雇佣合同中的受雇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佣人的支配，在完成工作中须听从雇佣人的安排、指挥，而承揽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认为当事人双方就承揽与雇佣性质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可以综合分析下列因素，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1、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由一方当事人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制工作时间；3、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4、是继续性提供劳动，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5、当事人一方提供的劳动是独立的业务，还是经营成果的组成部分。如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制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直接受劳务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的，可以认定为雇佣。相反，则应当认定为承揽关系。
本案中，被告与原告等四人协商达成口头劳动协议后，即另做它事。而费某等四人则各自带来工具，自行爬上墙头上拆除墙体，不受被告的控制和支配，该墙体拆除完毕后，被告才一次性地给付汪某等人劳动报酬。这是一次性的劳动，且该劳动并非万某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故原、被告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而是承揽合同关系。
其次，就本案中承揽合同关系而言，还应考虑被告是否存在缔约过失。我国的《合同法》第42条对缔约过失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从缔约过失责任产生过程与保护利益看，缔约双方为了缔结合同从开始接触、磋商到合同订立后无效、被撤销过程双方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信赖关系，双方期望通过订立合同去实现其期待的利益，因此依据诚信原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保护、通知、说明、协力、忠实、照顾等义务（通常被称为先合同义务），对于这些义务的违反，势必会使另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一方必须向另一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故意或过失违背依其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使合同未成立、被撤销或无效而致使另一方信赖利益的损失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在今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十条明确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条解释所蕴涵的法理应该说是与《合同法》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是一致的。
本案中，承揽合同的标的是拆除残存的墙体。残存的墙体达3米以上，拆除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是一项技术性要求比较高的活动。这是双方都明知的。不然的话，被告在拆除房屋盖瓦等材料后，也不会让他人来拆。被告的行为实际上是转移拆除墙体风险的行为。但被告忽视了法律、法规规定。对于拆除房屋这样一项要求较为严格的劳动，法律、法规规定了须要一定资质的单位和个人才能胜任。而被告却没有注意这些规定，明知费某等人是拉运沙石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却向这些不具有房屋拆除资格的农民发出要约。被告订立合同时存在缔约过失，造成合同主体一方存在瑕疵。现在，虽然双方均未主张该承揽合同无效或撤销，但不能免除被告在订立合同时的缔约过失责任。同理，汪某作为合同的一方，明知自己无拆房资质，而为了谋取劳动报酬，却与他人订立承揽合同，其也有缔约过失责任。另外，汪某明知拆除墙体具有一定的风险，在拆除过程中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自己未尽到注意的义务，故这方面也要承担一些责任。本案虽然不能直接适用今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但根据前述缔约过失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被告两方面责任相比，以6:4为宜。即原告自行承担各项损失的60%，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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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法院 骆玉生、左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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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撞车案件诉讼主体较为复杂,处理结果经常会涉及多个交强险保险公司对同一损害后果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情形及同一交强险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赔付限额在多个受害人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棘手问题。
连环撞车案相关行为人侵权性质
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连环撞车案件中相关行为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连环撞车事故中各行为人事先存在意思联络，对损害的发生存在共同故意，则其构成共同侵权，各行为人应当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但对于实践中常见的连环撞车案件，各行为人事先不存在意思联络，事故的发生仅仅是肇事行为的直接结合，而且并非每一肇事车辆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这种情形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而不益认定为共同侵权。
诉讼主体确定及责任负担
连环撞车案件往往涉及多辆机动车，机动车大部分投保了交强险，交通事故受害人起诉的被告是否完备、交强险保险公司是否应列为被告，系法院处理连环撞车案件的难题之一。
举例说明，A车撞并行的B车和C车，后B车撞D车，D车撞E车，C车撞在路边的护栏上，撞后，五车并未挤压在一起，A车的司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B、C、D、E车司机均无责任。如果在该事故中，B、C、D、E车上的乘车人员受伤，其分别应当以哪个车辆的责任人员为被告——对此，司法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不一：有的仅将对事故承担责任的行为人及其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确定为被告，有的将全部行为人及其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确定为被告。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做法均欠妥当。首先，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事先无联络的连环撞车案件，各行为人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应当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将所有行为人及其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被告不妥。其次，按照我国交强险的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不仅有责机动车投保的交强险保险公司应当在赔付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无责机动车投保的交强险保险公司亦应按照无责赔付的相关规定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仅仅列有责行为人及其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为被告亦不妥。
对于连环撞车案件诉讼主体的确定，可以从主观过错和客观原因力两方面考虑：（１）对事故负有过错的行为人及其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当被列为被告。（２）对事故不负有责任但对损失的形成具有原因力的机动车相关责任人员及其交强险保险公司应当被列为被告。无责行为人其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事故损失承担无责赔付责任应以该行为人对该损失的发生存在原因力为限，如果将承担无责赔付义务的保险公司范围无限放宽，可能有利于受害人的权利实现，但却加重了事故中无责行为人的负担，不符合交强险制度的设计精神。原告就其损失诉至法院，应分析其主张的损失产生于连环撞车中的哪一次碰撞，这一次碰撞涉及哪几辆车，其中哪几辆车的行为人对该损失的形成具有原因力。
但是，在此情形下，是仅仅将无责行为人的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被告，还是将无责行为人及其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全部列为被告？笔者认为，应当将两者一同列为被告。无责行为人之所以作为被告，是因为其驾驶的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可能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该机动车司机对事故发生不负责任，但该事故认定仅仅是案件的证据之一，存在被推翻的可能，只有该机动车相关责任人员参与该案的审理，才能查明案件发生经过，才能确定该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上述案件中的诉讼主体的确认正确的做法为：（１）B车的乘车人员受伤后，应当起诉A车和D车相关责任人员及其交强险保险公司，理由是B车乘车人的损害后果系由A车、B车和D车三车的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造成的，D车和E车的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与B车乘车人的损害后果没有关联；（２）C车的乘车人员受伤后应当起诉A车相关责任人员及其交强险保险公司，理由是C车乘车人的损害后果系由A车和C车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造成的，与B车、D车和E车之间的碰撞无联；（３）D车的乘车人员受伤后，应当起诉A车、B车和E车相关责任人员及其交强险保险公司，理由是D车乘车人的损害后果系由B车和E车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造成的，A车虽与D车无直接碰撞，但本次事故系因A车而起，A车司机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是侵权人之一；（４）E车的乘车人员受伤后，应当起诉A车和D车相关责任人员及其交强险保险公司，理由是E车乘车人的损害后果系由D车和E车的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造成的，B车和D车的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与E车乘车人的损害后果没有关联，A车虽与D车无直接碰撞，但本次事故系因A车而起，A车司机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是侵权人之一。
交强险赔付限额的分配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相关规定及我国交强险制度规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责任，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按照侵权人的责任比例进行赔偿。连环撞车案件中可能发生多个受害人受损的情形，如果多个受害人的损失之和没有超过交强险的赔付限额，则按照各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赔偿即可，但如果多个受害人的损失之和超过交强险赔付限额，就涉及到交强险赔付限额的合理分配问题。
司法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根据赔付对象的人数来平均分配交强险赔偿限额；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根据赔付对象分项赔偿项下的比例，来确定各赔付对象的分项赔付数额，笔者认为第二种处理方法较为合理，因为第二种处理方案虽然比第一种繁琐，但其保障了实质公平，是较为可取的理性方案。
(张 义 展晓文 作者单位: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
死者的最后遗愿能实现吗？
池州市公证处 丁选旺
【案情简介】
前不久，笔者受理了这样一起公证，死者的小儿子拿了一份其父亲临死前所立的书面遗嘱（未经公证），要求办理房产继承权公证。经仔细询问，其父亲在病床上（临死前）对其和妻子共有房产的处理作了口头交待，即将其房产的份额全部给小儿子一人。当时在场的有死者的妻子、大女儿、小女儿、二个女婿、长子、小儿子（第二儿子在外地，当时不在场），小女儿根据其父亲的口述，现场写了一份遗嘱，死者的妻子、二个女儿、二个女婿、长子、小儿子都在该遗嘱上签了名字。死者因病未在该遗嘱上签名（按手印）。另了解，死者的父母早亡，除五个子女外无其他子女，无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死者的妻子、五个子女（包括当时在外地的二儿子）及二个女婿对该遗嘱均认可、无异议，且自愿按该遗嘱来处理房产继承问题。
我在受理这起公证时，直观的感觉是，既然有遗嘱且所有的继承人都认可，就告知当事人回去准备办理继承公证所需要的相关材料，但到具体办证时才发现，问题比较复杂。问题在于这是不是一份遗嘱或者根本就是一份证明材料？是口头遗嘱还是代书遗嘱？这份遗嘱是否有效？能根据死者的遗愿出证吗？
【案情简析】
笔者认为这是一份书面的证明材料，而不是口头遗嘱或代书遗嘱。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或其他事务，并于遗嘱人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代书遗嘱是由遗嘱人口述，请别人代为书写的遗嘱。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二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代书遗嘱应具备：遗嘱人不能书写遗嘱，必须委托他人代写；须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必须由遗嘱人口述遗嘱要点，然后由见证人中的一人代为书写，写成书面遗嘱后由代书人向遗嘱人宣读；经遗嘱人认定无误后，由代书人、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如果遗嘱人不能签名时，应以按指印代替，不能由他人代为签名。口头遗嘱是在特殊情况之下，遗嘱人以口头形式设立的遗嘱。口头遗嘱应具备：在遗嘱人生命垂危或其他紧急情况下，遗嘱人无法采取其他形式订立遗嘱时，才可以订立口头遗嘱。且必需有两个以上的与遗产继承人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
很显然，口头遗嘱与代书遗嘱有着很大的差别，口头遗嘱的设立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般无书面材料，而代书遗嘱强调的是因遗嘱人不能书写而委托他人代为书写，必须有书面的遗嘱。具体到本案，死者的生命危在旦夕情况之下，在其生命垂危时，对在病床前的家人留下关于如何处理其遗产及其他事项的遗言，其遗言也可谓其最后未能完成的心愿，古语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真实性、自愿性不应去怀疑。该遗言由其小女儿以书面的形式进行了记录，并由在场的母亲、兄弟姐妹及亲属签名，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由其小女儿当作兄弟姐妹、母亲及亲属的面对其父亲的遗言所作的记录，笔者认为这是一份书面的证明材料，而不是口头遗嘱或代书遗嘱。按继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遗嘱人在设立口头遗嘱时，如无任何书面的记录材料，事后见证人叙述了遗嘱人设立口头遗嘱的情形及遗嘱的内容，试问，见证人的叙述是口头遗嘱吗，显然不是，只是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的事实及遗嘱的内容，是一种证明行为，起作证明的作用。因此，本案中当事人提交的“遗嘱”只是一份证明材料，不是口头遗嘱或代书遗嘱，这份证明材料证明了死者的遗言内容及死者作出遗言行为的事实。
本案中，死者如在该记录上签名或按手印，该记录还是一份证明材料吗？笔者认为，可视为是一份代书遗嘱（其要件见前文代书遗嘱）。
这份证明材料是否有效呢？能否作为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的依据呢？笔者认为确认这份证明材料的效力应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首先，死者的遗言就是将其财产给其小儿子一人，这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更重要的是其他继承人均对死者的遗言没有任何异议，即对这份证明材料的内容没有异议，且所有的家人都认为这是死者的“遗嘱”，包括不在场的第二儿子事后也认可，并都愿意按这份“遗嘱”来处理遗产继承问题，这对国家、对社会无任何不利影响。反而维护了继承人之间的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尤其是尊重了死者的意愿，可以这样说，死者最后的心愿得以实现，可以暝目了。
从公证员办理公证的角度来看，这份证明材料的效力关键在于对“无利害关系人的见证人”的理解，是否符合继承法规定的设立口头遗嘱的法定要件。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 ：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其包括：继承人、受遗赠人的近家属、子女、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有财产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其他人，如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及其他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牵连的人。①本案中死者的妻子及儿女不用说了，死者的二个女婿按上述规定也属于不能作为见证人的范围。也就是说，本案中死者在设立口头遗嘱时没有符合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见证人，更不要说二个以上见证人了。据此，该案中死者所立的口头遗言（遗嘱）按继承法第十七、十八条之规定是无效的。这份证明材料不能“真实证明”死者所立的口头遗言（遗嘱），不能作为死者口头遗言（遗嘱）的证据使用，公证员不能以此证明材料作为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的依据。
事实上死者的口头遗嘱无以任何证人或相关材料予以证实而无效，，等于死者未设立口头遗嘱。按我国继承法之规定，无遗嘱则按法定继承，本案死者的遗产由其妻子及五个子女来继承，而非为小儿子一人来继承了，显然违背了死者的真实意愿，死者在地下何安！于我国的传统遗嘱精神不符，于继承法的立法精神不符，尤其是这种遗嘱形式存在于我国的广大民间，按无效论处，何利于社会。现当事人以此要求办理继承公证，如何操作之。
前文已述，作为公证员能告之当事人这不是遗嘱，只是一份证明材料，且不符合继承法的规定不能作为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依据吗？中国公证员协会组编的《公证员入门》一书中要求公证员对遗嘱进行检验和效力的确认。笔者认为对该情形不能草率确认该遗嘱效力，不要让自己的言行制造当事人间的不和睦、不团结，甚至产生不利于公证处、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因为所有的继承人都愿意按死者的遗言来处理遗产继承问题，尊重死者的意愿，按照我国继承法的立法精神，继承人无异议，本着继承法提倡当事人互让互谅、和睦团结的原则，法律则不予干涉，如果继承人提出异议，起诉至法院则依继承法规定的法定要件予以认定。②假若按前告知，其中一继承人若返悔，说公证员讲了这不是遗嘱，不符合继承法的规定不能作为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依据，其也享有继承权或根本不予配合，后果无法形容！
象这样的情况能出证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遗嘱继承权公证。首先按办理继承权公证所需的材料如实收集，如死亡证明，产权证明，夫妻关系证明，子女关系证明等，这里关键应注意，做好谈话笔录，了解死者作遗言的情形，判断是否为特殊情况下之行为，每一继承人对死者遗言及该证明材料的确认，并对该证明材料上所有签名的人作谈话笔录，了解该 “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在笔录中应告知当事人，这是死者口头遗言的记录，如尊重死者的遗愿，各继承人需自愿写一份自愿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可办理继承权公证，以完成死者最后的遗愿。
【本例点评】
该案提出了继承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见证人的资格问题。按我国继承法规定，代书、录音和口头遗嘱必须有两个以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的人在场见证。
本案所涉及的是口头遗嘱。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根据我国的国情，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立口头遗嘱时，在场的见证人绝大多数都是与遗嘱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如果这些人(包括其他法定继承人)全部都认可口头遗嘱的效力，那么公证员能否根据这份口头遗嘱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呢？如果办理，根据现有继承法规定显然是不行的。如果不办理，又有违当事人的意愿，似与民事法律的自愿原则相抵触。公证员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实属无奈之举。笔者认为，继承法对见证人的资格应视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本案而言，如果所有的继承人及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都认可口头遗嘱的内容及效力，那么这种见证人的见证应是有效的。
①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723页。
②刘引玲：《继承法典型判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