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06年3月31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气象灾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气象灾害防御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气象灾害，是指暴雨、暴雪、寒潮、大风、沙尘暴、低温、高温、干旱、雷电、冰雹、大雾、灰霾、冰冻、霜冻、连阴雨等直接造成的灾害，以及由此引发的洪涝灾害、地质灾害、植物病虫害、森林火灾、草原火灾、环境污染、流行疫情等气象次生灾害。


　　第三条　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应当坚持预防为主、统筹规划、综合防治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防御指挥协调机制，编制预案，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灾害性天气、气候的监测、预报、预警和重大气象灾害评估，依法组织气候可行性论证，开展人工影响天气、雷电灾害防御等工作。


　　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民政、卫生、环保、畜牧、救灾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气象次生灾害的监测、预警、防御工作。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气象灾害防御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气象灾害防御技术，宣传气象灾害防御知识。


　　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主管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气象灾害防御规划主要内容是：


　　（一）气象灾害现状、趋势预测和评估；


　　（二）气象灾害防御原则、目标；


　　（三）气象灾害易发区、重点防御区；


　　（四）气象灾害防御的主要任务和方案；


　　（五）气象灾害防御设施建设项目；


　　（六）气象灾害防御的保障措施。


　　第八条　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区域、流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以及农业、林业、水利、交通、旅游等专业规划，应当适应气象灾害防御的要求。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预警信息传播系统和应急气象服务系统等气象灾害防御基础设施的建设，具体建设方案由各级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章　监测与预报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卫生、环保、畜牧等有关部门、单位建立气象灾害监测信息共享平台。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气象灾害监测信息的共享工作。各部门、单位要充分利用气象灾害监测信息共享平台，按照各自职责提供雨情、水文、旱情、森林火险、草原火险、地质险情、植物病虫害、环境污染、流行疫情等与气象灾害有关的监测信息，并相互及时通报预报、预警信息。


　　第十一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重大灾害性天气、气候的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监测、预报工作，及时、准确作出预报、警报，提高服务水平。


　　第十二条　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报，由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按照职责通过当地主要媒体向社会发布，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


　　第十三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作出的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并通报有关部门。


　　第十四条　广播、电视、报纸、通信、信息网络等媒体收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要求播发的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信息后，应当及时无偿地向公众传播；对重大灾害性天气的补充、订正预报，有关媒体应当及时无偿地增播或者插播。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收到气象台站发布的灾害性天气警报后，应当采取措施向本辖区公众广泛传播。


　　机场、港口、车站、高速公路、旅游景点等的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措施及时向公众传播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信息。


　　第十五条　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预警信号发布制度。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和防御指南，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章　灾害应急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重大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建立由政府组织协调、各部门分工负责的气象灾害应急机制和预警应急系统。


　　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发布重大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后，有关人民政府应当适时启动并组织实施重大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有关部门和组织按照应急预案的分工做好相应的应急工作。


　　重大气象灾害发生地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省人民政府发布的防御指南，自主选择适当的防御措施避险。情况紧急时，当地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企业、学校等应当及时动员并组织受到灾害威胁的人员转移、疏散。


　　第十七条　重大气象灾害发生过程中，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所属台站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的跟踪监测，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天气实况和趋势。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应当根据相关情况，迅速采取科学、有效的防御措施，避免或者减轻气象灾害损失。


　　第十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及时作出评估，为本级人民政府组织防灾、减灾提供决策依据。


第五章　防御措施


　　第十九条　城市规划、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大中型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能、风能、云水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中，应当有气象主管机构出具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作为有关人民政府、部门决策的依据。


　　上述项目主管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向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提供开展该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所需的必要资料。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人工影响天气在气象灾害防御中的作用，建立健全人工影响天气应急作业机制，并提供相应的条件。


　　干旱、冰雹、森林火灾频发区和城市供水、工农业用水紧缺地区的水源地及其上游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灾情出现之前及早安排有关气象主管机构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预防和避免发生严重灾情。


　　第二十一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雷电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提高雷电灾害监测预报水平，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管理指导，做好雷电灾害的调查、鉴定工作。


　　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应当安装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其雷电灾害防护装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并经气象主管机构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气象主管机构按照职责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非法向社会发布气象灾害预报、警报或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的；


　　（二）广播、电视、报纸、通信、信息网络等媒体不及时传播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要求播发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发布重大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后，未适时启动应急预案或者未按应急预案采取有关措施、履行有关义务，导致重大或者特大事故的；


　　（二）未按第十条规定提供与气象灾害有关的监测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而未经论证的项目造成重大损失的。


　　第二十四条　气象主管机构及其所属气象台站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导致重大漏报、错报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的理解与适用，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盗窃罪在理论上究竟应划为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对扒窃行为如何认定罪与非罪，扒窃型盗窃罪的能否未遂，如何量刑如何解决打击面大、取证困难的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做几点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扒窃 盗窃罪 行为犯 量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作了修改，将“扒窃”明确纳入盗窃罪的罪状列举之中。所谓“扒窃”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车站、码头、商场、集贸市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行为人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获取他人身上财物的行为。各地“扒窃第一案”纷纷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果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不当则更容易引起不良的社会效果。

一、扒窃入刑的必要性

盗窃罪是最古老的侵犯财产犯罪，几乎与私有制的历史一样久远。一般盗窃行为要求盗窃金额在500元以上，但是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有扒窃行为的，不论金额大小，都构成犯罪。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公共场所中的“扒窃”行为日益增多，扒窃者作案频繁、密集，这种情况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极大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和出行安全感，打击“扒窃”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我们应该思考虽然扒窃入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扒窃入刑是否会引发就像酒驾入刑一样，人们对吸食毒品后驾车等问题能否入刑的争论，经济社会转型期凸现的矛盾都考虑用最为严厉的刑法来调整是否符合立法的规律。

“扒窃”大都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者公共场所，在这两种地点，人群相对密集，极容易成为扒窃行为人的首选地点。现在“扒窃”现象还呈现出惯窃、结伙扒窃，甚至多使用小刀、匕首等工具进行辅助的特点，行为人在扒窃时往往三五成群，暗中手持工具，有的被害人因为年龄幼小或者体弱胆怯等等原因，即使发现自己的财物正在被窃取或者虽然知道是谁窃取了自己的财物，但害怕被打击报复，不敢声张。现实中，许多扒窃行为人都是惯偷而且流窜作案，被抓的时候只认现行，之前的不认，因此许多惯偷在被警方抓获后，因数额没有超过盗窃罪立案标准，或难以查证其多次盗窃的事实，多被处以15天的行政拘留、罚款，或者三年以下的劳动教养。行政拘留的处罚较轻，而劳动教养的相关法律规范极不完善，甚至被怀疑存在法之外用刑嫌疑。所以之前的法律不能有效地威慑违法犯罪分子，有效的保障公众的财产安全，还有可能导致法外用刑。而将扒窃行为认定为盗窃罪，施以最严厉的刑罚处罚，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震慑扒窃行为者，保障公众的财产安全，增强公众的社会安全感。

二、盗窃罪在理论划分上的新矛盾

传统刑法较多的犯罪是结果犯，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增加行为犯，扩大刑法所保护的范围，也成为一种历史的需要。而增加扒窃型的盗窃罪，将盗窃罪所保护的法益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物的所有权、占有权等扩展到群众出行的安全感，刑法修正案八的文义解释和各地的司法实践，都认定只要实行了扒窃的行为，不论有没有窃取财物，也不论窃取的财物有价值的大小，均构成犯罪。所以扒窃类型的盗窃犯罪就成为新兴的典型的行为犯。

然而，行为犯和结果犯是作为相互对应的两个范畴提出并加以研究的，也就是说两者相互对立，互不包含，非此即彼。如日本有些学者认为：“根据构成要件，以结果发生为不必要，单纯仅以行为为要素的，这种犯罪被称为单纯行为犯。然而，对于大部分犯罪而言，除行为以外，以一定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这称为结果犯”，① 我国刑法学届对行为犯和结果犯的阐述大同小异，普遍认同日本学者的解释。但是刑法并没有增加一个“扒窃罪”或“组织、领导扒窃罪”的罪名，而直接将其认定为盗窃罪，这就使得盗犯罪一部分是行为犯，一部分又是结果犯：“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盗窃犯罪是结果犯，而“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盗窃犯罪则是行为犯。而这种新的立法与传统理论之间的矛盾应该得到相关部门的合理解释，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的理解与适用。

笔者认为，既然要把扒窃行为直接认定为犯罪，就可以考虑新设 “扒窃罪”的罪名，从而与传统的盗窃罪区别开来。这里可以借鉴刑法修正案八对交通肇事罪的新规定，刑法修正案八新设一个“危险驾驶罪”的罪名，认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构成危险驾驶罪，这就把危险驾驶认定为是一种行为犯，与交通肇事罪区分开来。鉴于立法已经认定扒窃为犯罪，就可以考虑新增一个“扒窃罪”的罪名，而不应在立法时在条文中玩弄标点符号，给人感觉“犹抱琵琶半遮面”。

三、扒窃行为的罪与非罪

扒窃这一涉及面广，人数众多的行为，如果要追究刑事责任，还须慎重。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处罚，要慎重适用，既要避免打击面过大，要避免短期自由刑导致的不良影响，还要认识到：我国还没有制定完整的前科消灭制度，一旦认定某人为犯罪，将影响终生，这对于教育挽救罪犯，极为不利的，也不符合我国刑法的教育为主的原则。

如果扒窃金额、次数均未达到法定标准，扒窃行为人也不具有其他恶劣情节，对扒窃行为一律处以刑罚，势必会扩大了刑罚的打击面，造成刑罚处罚的不公平与不对等，所以对扒窃行为的定罪还需慎重。张军曾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对醉酒驾驶者追究刑责应慎重，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刚刚开始施行，对于这部法律的正确贯彻执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样，实践中应综合考虑扒窃行为的性质、情节等各项因素，综合考虑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扒窃的，哪怕是一分钱没偷到，就一律以犯罪论处。如果扒窃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就不应以犯罪论处。同样，对于那些情节轻微，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危害不大的，同样应慎重适用刑罚。
另外，严厉的刑罚并不是有效遏制违法犯罪的万能药，刑罚不在于打击的严厉性，而在于行为人违法犯罪以后能及时被发现并处以刑罚，就扒窃行为来说，多发生在公共场合，涉及面广，破案率不可能太高，行为人在扒窃与被抓获的博弈中，往往倾向于选择扒窃。所以，并不是单靠变更处罚方式，就能够完全减少或杜绝扒窃行为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应更多的从提高办案效率，及时准确的打击违法犯罪，才能有效遏制扒窃行为，保障人民的财产安全。

四、扒窃犯罪的既遂与未遂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界有些学者一直认为行为犯无所谓未遂，同样，扒窃作为一种行为犯也就无所谓未遂可言。如有的认为：“凡行为未发生行为人所预期之结果者，为未遂犯。……此惟实质犯及故意犯有之。形式犯……在性质上均无所谓未遂犯。”② 可见，这种观点是把行为犯与举动犯相等同，认为它们的含义本身就是着手实行即为既遂。对于一般的盗窃罪能否既遂的争议不大，但是对于扒窃类型的盗窃罪是否行为一旦着手实施就构成犯罪？根据郑健才的理解，扒窃型的盗窃罪当然无所谓未遂，所以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零扒窃”的盗窃罪，但是这种理解和适用刑法，结果却是让媒体和群众大跌眼镜。

大多数学者在界定行为犯时并未局限于举动犯的范围，他们对行为犯之既遂与未遂问题是区别对待的。如有日本学者认为：“即便是举动犯那种举动即作为意思活动的行为并非都是一着手就已实行完毕的。在以一定的时间间隔为必要的场合，着手未遂这种形态是可能存在的。”③ 苏联的特拉伊宁博士指出，在实施所谓“形式”犯罪时，无论在事实上或者在法律上未遂无疑都是可能的，像客体不能犯的未遂、手段不能犯的未遂均属之。今天，我国多数学者赞同有些行为犯存在未遂形态，他们无疑受到了上述观点的影响。笔者认为，行为犯应该区分既遂与未遂，而扒窃行为人在没有窃得任何财物，或者在实施扒窃行为的时候被有效制止的情况下，结合案件的其他事实，如果有必要进行刑罚处罚的，应该考虑其未遂的问题。司法实践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情形区别对待。

五、扒窃犯罪的量刑

扒窃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缺少具体的量刑标准。现在社会广泛要求量刑具体化，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于2010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或者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实施细则》与之同时施行，但是都没有规定扒窃一次的情形如何量刑，另外刑法修正案八是在2011年5月1日开始实行，这个量刑指导意见在其之前公布，根本没有考虑到扒窃一次的情况如何量刑，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份《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实施细则》对于扒窃犯罪的量刑并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应尽快出台有关扒窃行为的量刑的指导意见，作为司法实践的指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扒窃入刑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与之同时还导致盗窃罪的理论划分上的矛盾，打击面大，破案率低，缺乏具体的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等问题。笔者只做简单的分析，更多的是提出这些问题，以供后来者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①［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79年修订版，第114～117页。
② 郑健才：《刑罚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99页。
③［日］野村埝：《未遂犯研究》，成文堂1984年版，第111页。


（作者单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