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二OO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焦作市委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县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焦发〔2004〕10号），将焦作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综合研究拟定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促进全市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总量平衡，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
一、职责调整
（一）划出的职责
原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农产品进出口计划的组织实施职责，划归市商务局。
（二）划入的职责
1.原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工业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经济运行调节、技术改造投资管理、多种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宏观指导、重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编制、促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推进技术进步与重大装备研制等职责。
2.原市物价局的物价政策制定和价格政策监督实施，制定、调整市管重要商品价格和重要收费标准等职责。
（三）转变的职能
1.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国家、省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逐步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政府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融资体制。将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和技术改造投资管理整合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把投资管理的重点转到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搞好重大项目布局、防止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益上来；把政府投资的重点转到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上来。进一步缩小投资审批范围，对企业使用非政府投资建设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非重大项目和非限制类项目，继续实行登记、备案制。对必须经行政审批的投资项目，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序，设定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和透明度。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提高投资审批的科学性。建立政府投资项目的后评价制度和监督机制，完善投资审批责任制。
2.强化宏观调控中的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切实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和稳定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局性工作。加强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和重大问题的协调，促进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加强对工业发展的指导，研究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抓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的拟订和能源结构调整工作。加强对日常经济运行中突出和重大问题的协调。
3.切实减少行政审批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强化研究拟订发展战略、规划和宏观政策的职责。将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管理转变为宏观指导，促进行业自律。
4.加强对实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导；协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二、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调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和政策；提出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建议；衔接平衡区域性规划、各主要行业和部门的行业规划和专项规划；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
（二）研究分析全市经济形势，对经济运行进行监测、预测和预警，提出调控的政策建议，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负责日常经济运行的调节，组织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有关重大问题。
（三）负责汇总和分析全市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情况，参与研究贯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研究提出促进融资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负责审查上报企业债券发行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负责价格基金征收管理，制定和调整市管重要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重要收费标准；综合分析财政、金融、产业、价格和投融资政策的执行效果，监督检查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的执行。
（四）研究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提出以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的建议，指导和推进全市经济体制改革。
（五）提出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和投资重点，规划重大项目和生产力布局；安排市财政性建设资金，指导和监督政策性贷款使用方向和市人民政府政策性投资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研究提出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规划；负责全市利用国外贷款的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和使用方向，监测债务安全情况；安排市人民政府出资的建设项目、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外资项目及企业境外用汇投资项目；指导信托业、证券业和创业投资的发展；引导民间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指导全市招投标工作；负责市人民政府投资项目和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概算和设计的审查；组织和管理重大项目稽察工作。
（六）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提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指导工业发展，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组织制定工业总体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规划；拟订基础产业发展规划；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管理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高技术企业及科技三项资金），实施技术进步和产业现代化的宏观指导；指导引进的重大技术和重大成套装备的消化创新工作；拟定保证军品科研生产技改及协作配套等项规划和计划，协调本地区军工企业的资金、能源、交通、物资供应等有关事宜；研究并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衔接农村经济发展专项规划和政策；研究提出服务业的重大政策，协调服务业发展；组织研究城镇化战略，协调、指导全市城镇化工作。
（七）研究分析国内外市场状况，负责全市重要商品的总量平衡和调节；编制重要农产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总量计划，监督计划执行情况，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与国家、省衔接调整进出口总量计划；管理全市粮食、棉花、药品等重要物资和商品的市级储备；研究提出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协调流通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
（八）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广播、旅游、民政等社会事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衔接平衡；提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政策，协调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九）提出全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划，组织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参与编制生态建设规划，提出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政策，协调生态建设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重大问题；组织协调环保产业工作。
（十）研究提出优化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政策建议；协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十一）研究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协调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重大问题。
（十二）研究拟订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投融资、对外开放的有关政策，参与有关政策的起草和实施。
（十三）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16个职能科室：
（一）办公室
负责委机关的会议组织、文电处理、政务信息、档案管理、保密、来信来访、督办查办、机关财务、资产管理、安全保卫等行政事务。
（二）国民经济综合科
综合分析全市经济形势，对全市经济运行进行预测、预警，提出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组织研究提出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结构调整、稳定物价等经济调控目标，以及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建议；协助做好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责任目标的协调工作。监测分析全市各类企业经济运行态势，组织解决各类企业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各类企业经济运行方面的政策建议；组织协调煤炭、电力、天然气、成品油、运输、原材料等经济运行的保障要素；提出动用国家重要储备物资的建议，管理市级药品储备；组织重要物资的紧急调度，负责协调全市各类企业综合运输工作；组织贯彻行业技术法规和行业标准。
（三）发展规划与区域经济合作科（市以工代赈领导小组办公室）
研究提出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生产力布局的建议，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总量平衡、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政策；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组织编制和协调行业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性规划；规划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项目；负责中长期规划的中期评估；研究解决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措施，组织实施区域经济协作活动和对口支援；协调国土整治、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政策，参与编制土地开发利用规划、生态建设与环境整治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组织编制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年度计划；研究提出各类开发区、园区有关政策；研究提出全市以工代赈政策、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参与编制贫困地区经济开发计划；参与全市扶贫政策的研究和制订；负责全市以工代赈项目的有关事宜。
（四）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政策科
研究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组织起草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指导全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研究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起草有关重要文件和报告，安排重大调研活动；协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分析全市产业发展情况，提出综合性产业政策，组织和协调专项产业政策的制定；组织提出限制和淘汰的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指导目录；监督产业政策实施情况；研究提出服务业的重大政策，协调服务业发展；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政策建议；负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负责有关方面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查或征求意见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草案的协调工作；指导和协调全市招投标工作；负责工程咨询和相关招标代理等投资中介机构的资格认证工作；负责市重大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委系统的普法和相关行政复议及行政应诉工作。
（五）固定资产投资科
监测分析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状况，研究提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结构和资金来源，提出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政策；提出地方性投融资体制改革建议；汇总安排重大建设项目和市级财政性资金建设项目；指导市人民政府政策性投资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和重大投资活动；引导民间资金的投向；研究起草全市建设项目设计审批的政策、规章；负责市级财政性投资项目、担保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工程设计和概算调整等审批事宜；指导监督政府投资项目的设计招标，协调与建设工程造价有关的标准、计价的制订和执行；研究提出全市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组织编制实施全市城镇化发展规划；指导全市城镇化工作，研究提出推进城市产业发展、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产业化的建议，协调城镇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关事宜。
（六）对外经济科
研究分析全市利用外资状况，提出利用外资战略并协调有关重大政策；负责全口径外债的总量控制与监测；提出利用外资规划，提出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规划及项目；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负责全市对外合作项目库建设；负责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外资设备进口免税确认的有关事宜；提出对境外投资的总量、结构、用汇的规划和政策；负责企业境外用汇投资项目事宜。
（七）农村经济科
研究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衔接平衡全市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行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综合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工作；负责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关事宜。
（八）工业科（市经济结构调整办公室、市国防工业办公室、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办公室）
分析全市工业发展情况，研究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提出全市工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年度计划和产业政策，提出相关体制改革建议，协调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全市工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指导引进的重大技术和重大成套装备的消化创新工作；提出重要工业品的预期调控指标；负责政府投资的工业项目和重大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关事宜；研究高技术产业及产业技术的发展动向，提出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的战略、规划、政策、重点领域和相关建设项目；组织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提出支持重点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组织可促进和带动国民经济素质提高的重大产业化示范工程和重大成套装备的研制开发；组织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学研联合，推动国民经济新产业的形成；管理市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负责高技术产业和信息化建设项目有关事宜；提出保证军品科研生产技改及协作配套等项规划和计划，协调本地区军工企业的资金、能源、交通、物资供应等有关事宜；做好军工技术的民用转移，促进横向经济技术合作；承担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九）能源交通科
研究全市能源开发利用情况，提出全市能源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提出全市能源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和年度指导性计划；提出相关体制改革的建议；负责天然气、煤炭、电力等能源管理，平衡全市能源供给，优化能源结构，研究提出新能源开发的政策建议；办理全市能源投资项目有关事宜；研究全市交通运输发展状况，提出交通运输发展战略、规划和体制改革建议；提出促进交通运输技术进步的政策，对交通运输现代化实施宏观指导；平衡全市财政性交通建设专项资金和利用政府信用担保的债务性资金，平衡、报批和下达全市交通建设投资计划；负责全市交通建设项目有关事宜。
（十）行政事项服务科
负责统一受理（办理）、送达行政许可事项。具体负责以下行政许可和行政服务事项的办理及报批工作：市权限内基本建设，政府性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市权限外基本建设项目，企业债券发行额度，指定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价格，土地基准价，土地使用权价格，电力、供水、煤气、热力、公共交通、药品价格，公房租金及廉价住房租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垄断经营服务性收费，社团和民办非企业组织收费，《收费许可证》、《执收公务证》等事项。
负责审核受理材料，催办督办有关行政事项办理进度，联络并协调相关科室及部门许可事项报批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十一）资源综合利用科（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
研究提出资源节约、节能和综合利用的政策、措施；编制资源节约、节能和综合利用规划和年度计划；依法组织协调清洁生产促进工作；组织协调相关重大示范工程和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应用；组织协调环保产业工作；组织落实国家经济动员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并组织实施我市国民经济动员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起草地方国民经济动员政策；负责安排国民经济战备动员措施费、动员科研费、事业费；衔接国家战略物资储备。
（十二）社会发展科
提出全市社会发展的战略；提出和协调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人口、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广播、旅游、民政等社会事业发展政策；协调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办理社会事业投资项目有关事宜；研究全市就业、居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情况，编制就业规划，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组织起草和论证相关体制改革方案，协调相关的重大问题。
（十三）财金贸易科
研究分析社会资金状况；参与研究贯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负责汇总分析财政、金融运行形势并提出政策建议；参与审核财政性建设资金总量安排和使用方向；负责资本市场的改革、培育和发展工作；组织实施政府推进市场化融资工作，提出直接融资的政策建议；协调股份制改造有关工作；负责审查上报企业债券发行工作，衔接企业上市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拟订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规章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监测分析全市市场状况，负责全市重要商品总量平衡和调节；编制重要农产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总量计划，负责粮食、棉花在进出口总量计划内配额分配并协调相关政策；管理粮食、棉花等重要商品的市级储备；研究提出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协调流通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负责市场体系建设投资项目有关事宜。
（十四）价格调控管理科
监测、预测居民消费价格、重要商品的零售价格、主要生产生活资料价格情况，分析价格形势，预测价格变动趋势，提出全市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及政策建议；研究提出在特殊情况下防止价格异常波动的措施并组织实施；组织起草价格管理的政策、规章；指导价格成本监审工作；负责组织价格听证、价格公示和信息发布；指导价格认证工作；负责价格基金征收管理；研究提出全市由国家实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政策以及调整价格的意见；组织实施国家关于产品价格、服务价格改革和调整的有关方案；提出市管重要商品价格及相关行业服务价格管理目录；提出和调整市管工农业产品和交通运输价格及相关行业服务价格的标准。
（十五）收费管理科
组织实施国家关于收费改革的方案；研究提出我市收费管理的政策、规章；负责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垄断经营服务性收费、社团和民办非企业组织收费的管理工作；提出和调整市管收费（价格）标准，负责《收费许可证》、《执法公务证》和各项政策性收费的监督管理工作；起草并实施治理乱收费办法。
（十六）人事与离退休干部科
负责委机关及所属单位的人事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负责委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四、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66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4名，纪检组长1名；科级领导职数34名（含监察室主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各1名）。
纪检（监察）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
五、其他事项
（一）焦作市重大项目稽察办公室更名为焦作市项目稽察办公室，单位职能、性质、规格、编制、领导职数、经费供给形式不变。
（二）原市物价局领导的物价所、价格检测所、价格事务所改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
（三）原市物价局领导的价格信息中心改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更名为发展改革信息中心。
（四）原市经贸委领导的市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改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




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朱格林


[摘要]本文通过对恶势力犯罪概念的辩析，以其性质对概念作了重新描述后，以司法实践视角，考察其一般犯罪特点，表明其存在的危险和危害性。尤因其存在法规竟合或事实竟合情形，故与其他犯罪形态和行为作出界定，特别是实践中对法律适用的模糊性，作者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恶势力犯罪，认定，法律适用

面对日益猖獗的恶势力犯罪，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在“从严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但是，由于人们对恶势力犯罪这种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犯罪现象缺乏充分认识，加之学界观点众说不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易出现定性不当，打击不力等问题。为了更加深入有效地打击恶势力犯罪，笔者拟对恶势力犯罪的概念、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略抒管见。
一、恶势力犯罪的概念提出
恶，过也【1】，后引申为“罪恶”、“凶暴刁钻”之意【2】；势，即权力、权势【3】；力，本义指“体力”、“力气”，后指“力量” 【4】；恶势力，英语为“vicious power”，沿自古法语，意为“邪恶的权力”或“凶残的力量”【5】。因此，恶势力一词包含着法律和道德强烈否定的社会评价。尽管历代史料和各种文学影视作品对市井恶棍、街头地痞、黑帮贼匪和极端组织等恶势力都有过淋漓尽致的描绘，而且，我们从旧刑法的流氓罪和新刑法典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和敲诈勒索等罪名中也可觅见其端倪，但新旧刑法典却未把恶势力犯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予以明确规定。所以，恶势力犯罪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刑事政策概念。从1983年我国开始“严打”斗争到2001年初，中央政法委提出把打击流氓恶势力犯罪作为“严打”的重点对象之一，对恶势力犯罪的研究得以积极开展起来。但迄今为止，恶势力犯罪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并得到普遍公认的定义。其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广狭义概念说。该说主张恶势力犯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恶势力犯罪泛指所有团伙性犯罪。狭义的恶势力犯罪则专指组织结构松散的一般性团伙犯罪。
（2）特征定义说。该说主张根据犯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组织结构、行为纪律和活动方式、发展变化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等特征，综合提炼恶势力犯罪的定义【6】。
（3）法律层次说。该说以新刑法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恶势力犯罪的最高层次，而将其以外的违法犯罪团伙归为较低层次的恶势力犯罪【7】。
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概念的定义应取决于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广狭义概念说把一般团伙犯罪纳入研究视野，扩大了考察范围，对恶势力犯罪的预防、立法和司法进行突然向应然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该说除狭义概念指出恶势力犯罪属有组织犯罪外，其广义概念对恶势力犯罪却未作个性化研究；特征定义说和法律层次说，以现有法律规定为依据，从司法实然性角度出发，着重考察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和性质，在实务上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对恶势力犯罪提出了思考途径，却未能给出明确的概念定义，笔者认为，对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和社会治安形势存有差异，认定恶势力犯罪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对其适用的刑事政策也会不尽一致，恶势力犯罪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因此不同。
第二、在我国现行刑法的框架下，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当区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至少它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1）、作为一种势力，恶势力是以多人（3人以上,多则数十上百人）为前提的组织或群体；（2）、恶势力特有的组织、行为、活动区域特征；（3）、行为方式特点；（4）社会危害程度。
第三、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不能只依据犯罪人行为是否具有暴力倾向和危害后果是否严重以及周边群众的个体态度来认定，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和罪刑法定原则，以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进行考量。
综上，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是指犯罪主体以纠合性组织或群体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肆意给犯罪对象造成了一定损害后果或危险，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二、恶势力犯罪的一般特点
1、主体构成明显，劣根性较深。无论是恶势力头目、骨干，还是盲目跟从的“烂仔喽罗”，基本上都是其活动区域内的当地人，他们的骨干人物以亲缘、宗族、同乡、同学、狱友、相同经历和恶习等共同点为联系纽带结成恶势力核心，特别是那些有前科劣迹的“两劳”释放人员或多次被治安处理的人员，这些人以其“恶名”、“丰富”的作案经验、反侦察伎俩作为“操社会”和“炫耀”的资本，在当地裹胁、网罗成员，从而形成一股反社会的邪恶力量。如岳池县的杨辉团伙，其骨干均系当地开“摩的”的农民以“结亲家”方式聚合而成；邻水县黄运忠为首的86名“梅花会”成员，其中47人曾被政法机关打击处理过，十余名骨干都是当地用扑克牌搞“三猜一”诈骗的“同道”【8】。
反社会是恶势力的共同本质，也是其“恶”之所在。这些人大多数是无正当谋生手段、个体素质低下的青少年，邻水刘凤、张坤团伙，全是18岁以下（最小仅15岁）的“小杂痞”【9】，他们年龄虽小，却舞刀弄枪，追杀砍打，心黑手辣，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赌博、嫖娼、打架、斗殴、贪吃懒做等恶习，把享乐主义和称雄称霸作为追求目标。
2、区域性作案，公开对抗社会。恶势力犯罪与流窜作案不同，他们滋生于当地，作恶称霸于故土，是一群“专吃窝边草的狡兔”，他们的主要犯罪活动大都集中在核心成员的居住地及其周边地段，这些人在私利的驱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几千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路吃路”的传统狭隘地域思想的影响下，为了争强斗胜，他们装备长短火药枪、东洋刀、匕首、土制炸弹等凶器，凭借团伙力量，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明火执仗地在路、村、街、市等公共场所公开进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殴打无辜、强买强卖，欺压百姓，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一方安宁，使群众缺乏安全感，为一方百姓所痛恨；有的甚至公然藐视法律，以暴力抗衡基层党政组织，以宣泄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如邻水县的杨辉团伙，号称“河西派出所”，不仅向出租“摩的”收取每月10元“保护费”，任意敲诈当地鸡鸭鱼贩，甚至公开召集“摩的”开会搞“自治”，并持刀集结派出所进行挑衅漫骂；岳池县袁勇团伙，因到镇电视台为同伙劳释回家点歌庆贺遭拒，竟纠结十余人翻进镇政府，对前来制止的镇长进行殴打漫骂，气焰十分嚣张【8】。
3、肆意连续作案，非法牟取利益。恶势力盘踞一方，无所顾忌地大肆连续性作案，是危害一方的“害群之马”。他们事前一般无预谋策划，往往临时起意，恶性突发，随意性大，群众只要多盯他们几眼或者他们觉得某人不顺眼，便哄砸抢打。岳池县杨辉团伙，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内，连续作案多达57次。刘顺明团伙于1996年元月19日晚驾车至岳池县同兴加油站打伤加油站老板，强行加油，他们抢劫了在此加油的外地车主现金100元后又窜至加油站宿舍，掀开熟睡中的女职工被盖，看她们是否穿内裤。
据调查，恶势力犯罪案件85%与钱财有关【10】。为掩盖其行为本质，他们欺行霸市，故意制造事端并借题发挥；充当“执法者”、“中间人”，大肆插手民事纠纷；利用自己臭名昭著的“知名度”为一些私营企业、个体老板充当保镖、“扎场子”、追讨欠款、复仇“了难”、“保驾护航”。重庆市奉节县刘洪伟团伙在当地强行低价收购仔猪后，又以拳脚开路，胁迫外地商贩高价购买。广安市刘昌福一伙，经常插手民事纠纷，强行“调解”，既吃“原告”，又吃“被告”【11】。德阳市龚平团伙，多次在该市泰安小区工程中，把持工地大门，拦截材料运送车辆，追逐撵打司机，威胁房产开发公司的管理人员，强行运送红砖沙石，非法倒卖所谓的红砖沙石“运送权”、土方“挖掘权”，从中渔利。
4、组织结构松散，易打击，易反复，社会危害性大。恶势力属典型“无组织纪律”的“乌合之众”，其组织结构和内部纪律相对较为松散，无书面“规章”和严格的惩戒制度，平时主要靠“哥们义气”和“亡命徒”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维系。但是，“严打”对恶势力犯罪而言，一“打”就跑，一跑就散，风声过后，又会迅速冒出来，打而不绝，禁而不止。长此已久，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不仅会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破坏经济环境和秩序，而且会动摇民心，影响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威信，特别是因为不及时打击或打击不力，养虎为患，从“小恶”到“大恶”、从“零星经营”到“规模发展”，一些恶势力会逐步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形成更大危害。
三、恶势力犯罪与其他共同犯罪的界限
（一）、恶势力犯罪与犯罪集团的界限。刑法第二十六条二款之规定，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根据1984年6月15日“两高”和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答》，一般犯罪集团的特征为：（1）、犯罪人数众多（3人以上），重要成员固定或基本固定；（2）、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犯罪活动；（3）、有明显的首要分子；（4）、有计划、有预谋地实施犯罪；（5）、社会危害性严重。因此，恶势力与犯罪集团有相似之处，如人数众多，成员较固定，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但两者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1、主观目的不同。犯罪集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某种或几种明确的罪行；而恶势力犯罪主要是凭借人们对其恶名的压抑和恐惧来满足其称王称霸的精神欲望并实现对社区群众的自私性剥削的畸形人生价值。
2、作案方式不同。犯罪集团作案计划周全，目标明确，行动隐秘，一般会积极掩盖身份；而恶势力成员个性张扬，往往三五成群，行为目标一般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为显示其霸道，他们经常是公开地进行违法犯罪，甚至有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以使对方因恐惧而臣服。
3、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犯罪集团是专门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其实施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并应受到刑罚惩罚。而恶势力成员从事的既有一般违法行为，也有犯罪行为，他们经常是“大坏不干，小坏不断”，其行为一般以破坏社会治安管理为主。从大量实际材料看，由一般违法到犯罪，由轻罪到重罪，直至恶贯满盈遭致灭顶之灾正是恶势力犯罪形成、发展的轨迹。因此，一些恶势力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二）、恶势力犯罪与非法武装团体、恐怖组织、邪教和会道门组织的界限。我国刑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了武装叛乱、暴乱罪，该罪的非法武装团体通过一定规模的武装暴力公开显现其反政府的政治目的，其行为带有政治性。恶势力团伙一般配备有大刀长矛、枪支弹药，甚至爆炸物，他们的行为通常是为了逞强好胜、牟取不法利益，不具有政治目的，其反抗的规模和剧烈程度均不如非法武装团体。
恐怖组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在欧洲、中东和南亚等地出现的犯罪组织，他们所从事的劫持、绑架、爆炸等活动一般也具有政治目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国家或政治团体的领袖要员，特别是针对不特定的群众或公共财产设施。恶势力犯罪一般不具有反对一个国家政治的目的，行为对象单一、明确。
会道门、邪教组织一般是通过宣传封建迷信、异端邪说而扰乱人们的思想，鼓动他人去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具有欺骗性，一般不带有暴力性、掠夺性；而恶势力通常是直接针对他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
（三）、恶势力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针对黑社会在我国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提出的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如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手段，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因此，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定的共同点，如都具有一定的组织，人数较多，拥有固定或者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经常以暴力威胁手段从事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经济秩序等，但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更为严密。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明确的发起者、组织者，基本成员固定，内部分工明确，层级清楚，有残酷、严格的内部纪律约束。如宜宾市狄绍伟集团的《员工手册》共四章47条，内容包含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腿和处死等酷刑。在从事犯罪行为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一般从事幕后策划和遥控指挥，并不亲自参与现场行动，其成员犯罪具有职业化、专门化趋势，是一种严密、残酷的犯罪组织，主要从事杀人、抢劫、贩毒、绑架勒索、盗卖文物、组织偷渡等犯罪活动。恶势力的组织结构相对较为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主要靠江湖道义维系，除组织者和领导者外，其他多数成员不固定，只是在实施违法犯罪时才临时纠合在一起，成员素质普遍偏低，往往是谁最心狠手黑后台硬、敢打敢杀不怕死，就听谁的。成员之间没有明确分工或只是具体行动时临时分工，其组织者、领导者常常“身先士卒”直接参与现场作案。
2、主观目的和经济实力不同。攫取非法的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长期存活、膨胀的前提和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每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在以暴力为后盾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谋求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经济垄断地位，以“黑”养“黑”，非法敛财，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力图控制某一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充当“第二政府”角色。恶势力的违法犯罪目的具有多样性，主要是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满足精神刺激需求，不一定以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缺乏使组织长期存续的雄厚经济基础，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实力，有时甚至一餐饭也会成为恶势力犯罪的诱因。
3、腐蚀渗透能力不同。官匪勾结，“黑白”两道合流，沆瀣一气，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猖獗并能持续生存的主要原因。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金钱、美色、恐吓等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甚至通过操纵选举或利用已有的“关系网”直接向国家机关安插成员，以便随时通风报信或整治打击秉公执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恶势力的“保护伞”和“关系网”不明确或者层次较低，有的根本就没有“保护伞”和“关系网”，抵制社会的“后台”实力不强。
四、对恶势力犯罪适用法律应注意的问题
（一）、不可避免地“从快”适用刑罚，是遏制恶势力犯罪的有效保证。制止犯罪发生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并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12】。从已有和潜在的犯罪人角度看，不少恶势力成员之所以敢于多次连续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可以避免的侥幸心理所支配。“除非存在免受惩罚之希望，否则没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罚恰好由罪行之获利而产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会有人犯罪了”【13】。由于一部分恶势力犯罪案件，长期不能侦破或虽然侦破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使罪犯受到应用的惩罚，从而强化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他们甚至会认为受到惩罚纯属偶然巧合，因而会更加狡猾、胆大妄为、变本加厉地实施犯罪。因此，笔者认为，罪犯得不到及时应有的惩罚是当前恶势力犯罪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如果恶势力犯罪无一例外地受到刑罚惩罚，使犯罪人亲身体验到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并切身感受到刑罚的真实存在和威慑力，从而消除侥幸心理，最终放弃继续犯罪，潜在的犯罪人即使原来有犯意的也可能会放弃。普通的社会成员也愈能认识到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必然联系，并自觉提高守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同各种恶势力犯罪作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
贝卡利亚认为：刑罚跟随犯罪来得愈快，他们之间的间隙愈小，刑罚就愈公正，愈有益处【14】。及时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能剥夺犯罪人再次犯罪的条件，避免犯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而且可以安抚被害人，化解社会矛盾。从多年来的“严打”情况看，被判处死刑的案犯大多属于在次数、数额等方面情节严重的犯罪人。如果刑罚能确实起到“止恶于初”的作用，案犯本人不至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社会也可少遭犯罪之害。因此，“从快”打击恶势力犯罪，不仅能强化人们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正义观念的认识，促使人们确信法不可违、罪不可犯，从而增强守法观念，而且也有助于儆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在想到犯罪得利的同时，也立即意识到遭受刑罚的可怕结局，从而自觉地抑制犯罪意念。当然，“从快”也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保障被告人法定诉权和法律程序范围内高效率、高质量地及时办案。
（二）、正确理解“两个基本”，查清涉及恶势力犯罪的客观事实和证据。“两个基本”，指“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它是我们党为适应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刑事政策和办案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但是，法律不仅是政策的工具，也是政策的界限。适用“两个基本”，就是在“两个基本”的指导下，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能理解为抛开法律办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明确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两个基本”的提法有一定的模糊性，容易引起歧义并影响案件质量，甚至会造成冤假错案。“基本事实”是指关系到定罪量刑的主要案件事实，即犯罪嫌疑人是谁、是否实施犯罪、如何量刑以及罪轻、无罪等关键事实【16】。具体包括：（1）、主体身份及其刑事责任能力、主观罪过和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和后果等犯罪构成的事实；（2）、有无幕后策划指挥者和包庇纵容者；（3）、确定法律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影响量刑幅度的情节、数额和后果的事实；(4)、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事实和情节；（5）、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基本证据”是指据以认定事实的基础的、主要的证据【17】。他包括两个方面：（1）、基本证据应当是认定基本事实的证据，不是证明基本事实的证据，不属于基本证据；（2）、基本证据应当是认定有关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而不是所有证据。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不等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更不是司法机关掌握了一定的事实和证据就可以对被告人予以定罪量刑【18】。坚持“两个基本”，必须同时强调“稳、准、狠”，不能搞“大概齐”，对那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末细节，不能借故久拖不决。
（三）、在法律层面下，严格依法对恶势力犯罪“从严从重”定罪量刑。在对恶势力犯罪定罪时，应依据犯罪构成理论严格剖析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应交由相关行政部门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不能以“罚”代“刑”。通常，恶势力成员作案的随意性和连续性决定了其行为可能会在跨1997年9月30日前后时段内触犯多项罪名，因此，应正确适用新旧刑法典适用时间效力、罪名确定和数罪并罚。
就法哲学而言，“严打”体现的是刑法报应思想，它是对刑法社会保护功能的强调，因为这种观念符合我国人民心目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老朴素思维【19】。于是，在前法治时代，有着深厚社会历史基础的刑法重刑化思想便经常成为社会治安恶化背景下的现实选择。在“严打”实践中，为了营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浩大声势，有些司法机关采取游街示众、公开执行等不正确作法；有的在所谓的联合办案过程中，违背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程序限制和约束，无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些地方政法委不是予以宏观协调、指导，而是直接插手司法机关的具体办案。在刑罚轻泛化的世界潮流面前，死守重刑主义其实是不理智的，“严打”应充分尊重“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对恶势力犯罪定罪量刑的最高标准。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代各国刑法的灵魂，它不仅是守法公民捍卫人权和自由、民主与进步的“大宪章”，也是犯罪分子的“保护伞”；适用刑罚一律平等原则的提出，不仅否定了“特殊公民”的存在，也要求司法机关敢于刚直不阿、力排干扰，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对罪犯厘定刑罚时应当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相适应。因此，“严打”的“从严从重”原则，不能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多年奉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1）、“从严从重”必须是在法定范围内的从严从重，是相对于该种犯罪在一般情况下不从严从重而言的，它不能突破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而加重处罚；（2）、在执行“严打”方针过程中，法律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必须得到完全的遵守。不能因为有“从严从重”方针，而对于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的情节不予考虑。只是在犯罪人具备法定的必须“从轻、减轻”情节时，从轻、减轻的幅度可以比平时小一些；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减轻”情节时，一般不予从轻、减轻处罚；（3）、在具备法定的应当从重的情节时，从严从重处罚幅度要大一些，但绝不能升格处理，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严从重的情节时，一般应予以从严从重处罚；（4）、应注意从严从重惩罚的幅度。罪行有轻重之分，从严从重的惩罚幅度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不论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等一概从严从重，也不能一概地在该量刑幅度内处最高法定刑。
在处理恶势力犯罪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突出问题：第一，农村发生的大量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多数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有的案件无论是犯罪情节还是犯罪人主观恶性并不十分突出，因此，不能不加区别，一律简单地将其作为恶势力犯罪而从重处罚，特别是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全国农村刑事案件会议纪要》精神，一般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相反，对于一些刑满释放的惯犯以及在犯罪后或服刑期间外逃又犯罪的应坚决考虑从重。第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应坚持“教育挽救为主，刑事处罚为辅”的宽大政策。对于其中具有初犯、偶犯、从犯或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其行为依法可以减轻处罚的，应考虑给予减轻处罚；如果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仍应依法判处缓刑。第三，要特别注意不应动辄将一些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或一般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流氓恶势力犯罪作为黑恶性质犯罪从重打击。第四，对于涉枪涉爆犯罪，一定要注意区分违法与犯罪的界限，不要把农民因不知法、不懂法私藏并非用于作案的少量土枪和爆炸物品作为犯罪处理，无端扩大打击面。

注释：
【1】即“过失”之意，见《说文解字》；
【2】见南朝齐•丘迟《与陈伯之书》“恶积祸盈”和《元曲选•无名氏第二折》“恶叉白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