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


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太原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细则的通知

并政发〔2004〕30号
2004年10月15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局、办，各直属机构：
　　《太原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细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太原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细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条例》、《试行办法》及本细则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三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市的工伤保险工作。市辖清徐、阳曲、娄烦县及古交市（以下称三县一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市统一规定，做好本辖区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市及三县一市设立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
　　第四条 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统筹。工伤保险基金全部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五条 建立工伤保险储备金，用于统筹地区重大事故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工伤保险储备金按当年基金征缴总额的20%提取。需要动用储备金时，经办机构应当向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告，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审查提出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储备金不足支付时，由市人民政府垫付。
　　第六条 本市工伤保险三类行业的基准费率分别确定为：一类行业为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二类行业为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1.2%；三类行业为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4%。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一至三年浮动一次缴费费率，具体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少报职工人数，未给部分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未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当补缴工伤保险费。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
　　伤或者职工在用人单位欠缴工伤保险费期间发生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试行办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标准向工伤职工支付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补支。
　　用人单位未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欠缴前已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职工保险待遇的，欠缴期间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补缴后工伤保险基金予以补支。
　　第八条 用人单位少报职工工资，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用人单位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后，重新核定工伤保险待遇。重新核定前工伤保险待遇的差额，工伤保险基金不予补支。
　　第九条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用人单位应向有管辖权的市或三县一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特殊情况，期限内不能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书面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150日。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此期间发生的符合《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
　　第十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市或三县一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填报工伤认定申请表，并附职工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提交职工受伤害或患职业病时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以及医疗机构出具的职工受伤害时初诊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还应当分别提交相应证据：
　　（一）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提交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查询证明；
　　（二）职工死亡的，提交死亡证明；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提交事故的相关证据材料；
　　（四）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提交公安机关的证明或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其他有效证明。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提交公安机关证明或其他证明；发生事故下落不明认定因工死亡的，提交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结论；
　　（六）在上下班途中（或非上下班途中但符合本条第三项情形），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
　　（七）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提交突发疾病时目击证人的证明材料及医疗机构的抢救证明；
　　（八）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提交民政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
　　（九）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提交《革命伤残军人证》及医疗机构对旧伤复发的诊断证明。
　　第十二条 市或三县一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完整的，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证的全部材料。申请人在30日内补证全部材料的，应当受理。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或者未给工伤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工伤职工的工伤认定调查核实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
　　第十四条 工伤认定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超过一年提出申请的；
　　（二）受伤害人员是用人单位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
　　（三）属于《条例》第六十三条、《试行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的。
　　对不予受理的工伤认定申请，市或三县一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五条 市或三县一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持相反意见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在接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证通知后15日内提交证据。在规定时限内未提交证据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第十六条 市或三县一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在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工伤认定决定送达认定申请人以及受伤害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和用人单位，同时抄送经办机构。三县一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应及时报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除工亡职工外，应当核发《职工工伤证》，《职工工伤证》由工伤职工本人保管，用人单位不得扣留。
　　第十七条 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满或者停工留薪期内治愈的，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应当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填写《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并提交工伤认定决定、《职工工伤证》、职工工伤医疗的诊断证明书、检查结果、诊疗病历等资料。工伤职工认为工伤直接导致其他疾病的，还应当提交工伤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
　　三县一市辖区内用人单位工伤职工的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向所在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前款规定的资料要求受理后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第十八条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鉴定结论。
　　鉴定涉及医疗卫生专业较多、情况复杂的，鉴定期限可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鉴定过程中,专家组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的,可以要求工伤职工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医学检查。检查时间不计算在劳动能力鉴定期限内。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对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的，应当在收到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并书面说明原因；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申请劳动能力再次鉴定或复查鉴定的鉴定结论与原鉴定结论一致的，鉴定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适用劳动能力鉴定程序。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向经办机构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申请，应当填写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伤认定结论；
　　（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三）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缴费工资证明。
　　申请因工死亡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的，应当提供前款第（一）、（三）项规定的材料及被供养人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被供养人经济状况证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还应当分别提交相应材料：
　　（一）被供养人属于孤寡老人、孤儿的，提交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
　　（二）被供养人属于养父母、养子女的，提交公证书；
　　（三）被供养人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提交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第二十一条 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就业需要安装、配置辅助器具的，应当由工伤医疗机构提出建议，经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到依据《条例》第四十五条签订服务协议的工伤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安装、配置。辅助器具安装、配置结算的具体规定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二条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复查认定，工伤职工伤残等级、生活自理障碍等级发生变化的，自作出鉴定结论次月起，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相应调整。
　　第二十三条 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人员丧失享受条件的，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障事务所应当及时告知经办机构。
　　第二十四条 在非法用工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并致伤残，拒不支付一次性赔偿的，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在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之前发生的职工工伤，其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按有关规定负担。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未作规定，但国家、本省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邓小平法治思想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意义

倪 学 伟

一、导言：中国法治史与邓小平法治思想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而存在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方略，它以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权力分立与制衡等为特征，其最高价值目标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确保人的尊严与自由。法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依靠民主的法律治理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好的治国模式。
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都缺少一点现代意义的法治精神，亦即从五千年文明史中很难挖掘出“中国特色”的法治遗存。翻开史书，我们所见到的儒家治国之道“德主刑辅”、“刑不上大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社会伦理纲常，其强调的是专权与臣服，所要建立的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等级特权社会。即便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主张，也是建立在君主专制而非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君王享有无尚的权威，“君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实质上与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家天下的人治思想一脉相承。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法治社会的精华与内核不可能孕育于专权社会的腐朽之中。
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在清末“修律”的基础上，广泛抄袭西方国家主要是德、日两国的法律，制定了形式上较为完善的“六法全书”，但国民党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睿智，对中国法治建设历史洞中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设法治国家的，这决定了中国法治之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漫长性。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基于领导者的失误，先后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和十年“文革”大浩劫，依法定程序选举的国家主席竟因一张大字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最终含恨而死。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2]。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无用的观点登峰造极。所以，这一段时期，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法治可言的。
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中国法治建设真正开始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第一次有效地吹响了法治建设的号角，中国从此终于走上了循序渐进且又是坚定不移的法治建设之路。邓小平对如何建设法治国家作了如下权威而经典的阐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逻辑结果。
法治是人治的对立面，法院作为和平时期保障正义、公平和市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和平年代“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法院审判工作的好坏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的法治思想以逻辑缜密、结构严谨、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法治思想可以高度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其核心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今天，以邓小平法治思想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并以此开创法院审判工作新局面，这不仅是21世纪中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二、有法可依：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正义的看护人和法律的执行者。我国乃承继了罗马法传统的成文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不同的是，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渊源的作用，不能以判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法官必须以国家颁布的成文法作为审判案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允许“法官立法”、“法官造法”。这决定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有法可依，即首先要有比较完善的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使法院审判工作有章可循。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基本法律，并有了比较周详的立法规划。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转向，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即逐步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淖中，立法工作被废止，律师制度被取消，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被撤销，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并进而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其结果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法律体系未有效建立，法治建设基本上一片空白，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付之阙如，就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几经修改后，也仅是徒具“宪法”之名的“继续革命”纲领而已。
在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之时，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4]，从而为法治建设的基础工作——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在如何立法的具体问题上，邓小平虽不是一个法学家，但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根据当时法律一片空白和社会急需法律的现实，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的可行之路：“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通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5]我们正是按照邓公的这一立法思路，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最初10年的立法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立法成果。刑法、民法通则、刑诉法、民诉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资企业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得以制定和颁布实施，尽管这些法律一般都比较原则，缺乏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带有较多的计划色彩，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它们仍然满足了那一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开展。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历史新时期。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一紧迫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立法者面前。这一时期的立法，充分吸收了专家学者的意见，更多地援用了国际通行做法，并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现出了立法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姿态。立法机关开足马力制定法律，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目前，我国典型的市场经济立法有：合同法、海商法、证券法、票据法、银行法、公司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等。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显雏形。在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审判工作日益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法院审判工作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所不能逃脱的一个悲剧，究其原因，就是人治的悲剧。根据邓小平的法治建设思想，重视立法工作，将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并有效地延续下去，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6]，即人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中国才能永远欣欣向荣。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当然要求和本质规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完善的法律，只是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还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才可堪称为法治和法治国家。
有法必依是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武装力量、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行动和活动的指南与准则，依法办事。邓小平指出：“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7]有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后，主要的工作就要放在法律的执行上，即有法必依。如果法律制定出来，却束之高阁，成为摆设品和展览品，纯属为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那么法典律章即便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也只是废纸一堆罢了。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来说，有法必依意味着一切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都应该而且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审判权，不能以情况特殊为由拒绝适用法律。同时，有法必依还意味着法院审判案件必须准确适用法律，即在弄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恰当的法律和法律条文，杜绝适用法律带有较大随意性的危险倾向。那种案件事实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及其条文之间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甚至于张冠李戴，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知所云的做法，表面看也是在依法办事，但其实质却是对世人所仰慕的法律的一种恣意妄为，是对神圣法律的可耻亵渎，与有法必依背道而驰。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法治启蒙与法治建设的初步实践，在目前法院审判工作中，敢于公然不依法审判的，已基本不覆存在，但假借法律之名，行枉法裁判之实的，却并没有完全绝迹。这既有审判人员法律素养不足的原因，也有贪赃枉法、徇私枉法之徒的胆大妄为因素。即使是审判人员法律修养不足而导致的适用法律不准确，也是与法治原则悖逆的，在当前司法公正的呼声中这样的审判人员当然没有存在余地，而故意枉法之审判人员被绳之以法则应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义。
执法必严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不允许背离法律执法、司法。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执法必严意味着审判人员一定要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忠实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做到执法必严，就要求审判人员应有以下基本的素质：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正执法和裁判，刚直不阿，坚决反对和杜绝各种司法腐败现象；熟练掌握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掌握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求实务实，严谨细致，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和防止形式主义。邓小平对如何做到执法必严有许多重要指示，如“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8]“对于一些严重的破坏活动，不仅要打击一次，而且要打击多次。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9]。执法必严，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法、司法，不因执法对象的身份、地位、级别等不同而有所差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执法必严的内在要求。执法必严不是指执法严厉或严刑峻法，当然也不是法外开恩或法内施惠，正确的做法是：法律怎么规定的就依法怎么处理，即依法办事就是执法必严。有关法院对大贪官成克杰、胡长清处以极刑，不因他们位高权重而网开一面，这就是执法必严的典型。在法院审判工作中有一种倾向，即一强调执法必严就在法律规定范围之上加大处罚力度、法外施刑。实际上这不是执法必严，而是违法审判，属枉法裁判的范畴。
违法必究是指对一切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都须依法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之一，是法律、法规得以有效贯彻实施的重要保证，也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必然结果。法律与其他行为规范如道德、宗教、族规、党纪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得到贯彻执行，若有违反，就须予以强力校正。因此，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没有这一保障，所有的法治建设工作都可能化为乌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将可能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而已。对法院审判工作而言，违法必究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各种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追究，既不心慈手软，也不心狠手辣；二是对法院司法时自身的违法行为，也须予以追究，不能对自身违法行为网开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将违法必究狭义地理解为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和追究，违法必究还包括了对违反民事法律、商事法律、行政法律和程序法律的行为的追究。譬如，《合同法》规定，合同行为应贯彻合同自由、当事人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有效成立后即成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双方都有依约善意履行之义务，若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另一方则有权通过法院追究违约方的责任。这种依合同追究违约方责任的做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或可称之为广义的违法必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后一种形式的违法必究将更为普遍，它将成为与追究犯罪行为同等重要的法院审判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