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

（2009年12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组织、社区和其他组织及公民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接受民族团结教育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民族团结教育是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学习民族理论、掌握民族政策、普及民族团结常识、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履行维护民族团结义务、增强维护民族团结责任的教育。

　　第四条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应当坚持因人施教、正面教育、注重实效、与时俱进的原则，使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

　　第五条　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反对民族分裂，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族人民应当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和睦相处，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第六条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接受民族团结教育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领导，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全过程，将其作为考核、验收创建精神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突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践性、时代性，适应各族群众利益关系发展变化，丰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内涵、创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活动，增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感召力、亲和力、影响力。

　　第八条　县级以上民族团结教育领导机构对在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中作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不得收集、提供、制作、发布或者传播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不得实施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十条　县级以上民族团结教育领导机构主要职责是：（一）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二）制定和组织实施民族团结教育规划；（三）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四）协调解决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五）总结和推广民族团结教育经验，表彰民族团结教育先进单位和个人；（六）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负责本单位、本部门、本系统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特点，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应当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加强本辖区内村（居）民和流动人口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城乡基层组织和社区的有效平台，把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做到千家万户。

　　第十二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民族团结教育内容纳入教育规划，组织编写适用于大中专院校、中小学的民族团结教育教材。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民族团结教育培训，明确教师在民族团结教育中的责任，发挥教师在学校民族团结教育中的主导、示范和表率作用。

　　学校应当加强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并将民族团结教育列入教育教学计划，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贯穿学生成长成才的各阶段，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幼儿园应当对学前儿童进行适合儿童特点的民族团结教育。

　　禁止任何人利用学校讲台、讲坛等阵地散布不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言论；禁止任何人传播危害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扰乱公众视听的谣言。

　　第十三条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充分运用文艺创作演出、博物馆文物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和图书阅读等载体，广泛开展以民族团结教育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文学艺术团体、院校应当创作体现时代精神，展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进步的文艺作品。

　　第十四条　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涉及民族团结教育内容的书籍、刊物进行审定，不断推出反映民族团结进步的优秀出版物。加强对书刊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和音像电子出版制作、网络出版以及出版物市场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民族团结教育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将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涉及民族团结方面的法律、法规列入普法规划和年度普法计划，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学会运用国家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知法守法的公民，坚决同各种违反国家法律、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作斗争。

　　第十六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社会组织编制继续教育规划、职业培训和务工人员培训计划时，应当有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并将其纳入考核范围。

　　第十七条　民族宗教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表彰活动，做好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的检查、验收工作，发现典型、总结典型、弘扬典型，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先进事迹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发挥各类先进典型作用，用群众身边的人和事教育群众，带动群众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民族宗教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宗教人士及信教群众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发挥爱国爱教宗教人士的作用，把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开展到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到信教群众中。

　　第十八条　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对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禁止在名称登记、商标注册、广告发布以及其他商业性活动中出现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内容和行为。

　　第十九条　社会团体应当结合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工会应当发挥联系各族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职工群众的民族团结教育。

　　共青团应当重视做好青少年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结合青少年特点组织实施寓教于乐的各类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妇联应当发挥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作用，做好妇女和家庭成员的民族团结教育。

　　工商联应当指导、督促各商会做好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第二十条　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经济和信息化等主管部门应当发挥媒体的社会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发挥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优势，积极开展民族团结法律法规、民族团结教育重大活动和民族团结教育典型事迹的宣传报道，创作生产具有民族团结教育内容的专题报道、广播影视节目和信息网络视听节目，刊播民族团结教育公益广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二十一条　铁路、公路、民航、卫生、旅游、商务等部门应当把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开展到机场车站、商场医院、街道广场、旅游景区等窗口行业和公共场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十二条　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研究机构应当做好对民族团结理论和重大实践成果的研究，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支持。

　　第三章　内容与方式

　　第二十三条　民族团结教育主要内容：（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的教育；（二）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教育；（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四）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教育；（五）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教育；（六）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教育；（七）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的教育；（八）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反对暴力恐怖势力的教育；（九）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十）有关民族团结教育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四条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应当讲求实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采取集中教育与经常教育、重点教育与普及教育、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学习先进典型与弘扬先进精神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增强教育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说服力。

　　第二十五条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可以采取民族团结主题征文、知识竞赛、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图片展览、板报、文艺演出、专题辅导等形式以及利用互联网、远程教育、电化教育等传播手段进行。

　　第二十六条　每年五月为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月。

　　每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月应当确定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做到以月促年。

　　第四章　保障与监督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确保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民族团结教育领导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长效机制，保障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

　　第二十九条　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实行领导负责制，作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民族团结教育领导机构应当重视民族团结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强对民族团结教育专、兼职师资力量的培训。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领导机构负责确定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团结教育教材的编译、出版、发行工作。

　　第三十二条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可以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址）、烈士陵园等场所进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示范单位。

　　第三十三条　民族团结教育领导机构应当建立民族团结教育年度考核制度，制定考核评估办法，加强对民族团结教育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向有关单位提出批评和建议，有义务对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予以制止和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举报内容，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组织、社区和其他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民族团结教育领导机构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取消其相关荣誉称号、评先评优资格；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理：（一）不按规定建立民族团结教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二）民族团结教育考核不合格的；（三）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称号的；（四）对干部、职工及其他公民针对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提出的建议和批评不予重视的；（五）不及时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矛盾和问题的；（六）接到影响和破坏民族团结违法行为举报后，不依法调查处理的；（七）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现不利于民族团结言行的，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村（居）民委员会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属于国家公务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收集、提供、制作、发布或者传播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民族团结教育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其他行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有关部门分别给予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驻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参照本条例。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0年2月1日起施行。




　　　　　　　　　　　浅议司法实践中渎职罪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峰

【摘要】：我国刑法规定的渎职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然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解存在众多争议，虽然出台了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渎职罪主体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给办案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关键词】：渎职犯罪 犯罪主体 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正文】：
　一、我国刑法对渎职犯罪主体规定的变化
我国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中存在着一个演进过程。79刑法将渎职罪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十分宽泛，可以包括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97年修订的刑法，则把渎职犯罪的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79刑法到97年修订刑法再到02年立法解释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体现了由“宽”到“严”再到“宽严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何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造成理论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与“职权论”的争论不休，以及司法实践界的不同执法，严重削弱了法制的权威，甚至许多实际履行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难以受到刑罚的应有制裁，造成强烈的社会反响，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两高”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对渎职犯罪主体进行了扩张性解释。虽然高检院、最高法就渎职罪主体问题在职权范围内先后作出司法解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查办渎职犯罪中经常碰到渎职犯罪的主体不适格问题，严重影响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
　二、对渎职犯罪的主体适用存在的争议
　　学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质的理解，向来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身份说”。“身份说”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其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15日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将“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中必然推导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至于何为国家干部身份，通常的认定标准是，是否填过国家统一制作的《干部履历表》，是否经县以上人事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是否经正式分配到公司、企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军转干部，是否在单位的编制之内。以“身份”为判断标准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度成为审判机关的通说，这种观点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相当的市场。
　2、“公务说”，也称“职能论”。它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是否从事公务来衡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在于从事公务，如果行为人的职业不是从事公务，就不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说”源于1979年刑法，这是立法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从事公务”的概念。由于该说较好地把握住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征，有利于打击犯罪，因而得到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普遍认同。
　3、“身份与公务兼具说”。此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而从事公务活动又需要一定的资格身份，这种资格身份不能片面地强调为仅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言，它还应包括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一种资格。因此，在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时，应将“身份”和“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
　4、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认为关于渎职罪主体的本质特征，应坚持以具备资格为前提，以拥有职责和职权为基础，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公务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其包括三种模式，模式一：法定身份+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二：经合法授权+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三：受有权机关委托+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
　　上述观点均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身份说最大的优点是便于司法操作，其认定有较为明确的标准。但身份说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人事制度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聘用、委托等用人方式的采用使得一个人无论具有何种身份，都有可能从事国家公务，故身份说已经不合时宜了。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这种犯罪必须发生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应采公务说，以是否从事公务来作为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标准。但是上述公务说未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和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加以区分，造成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上仍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公务说的关键在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的界定。此外，在理论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刑法上的特殊主体，渎职罪是一种身份犯。如果完全不考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只以是否从事特定公务作为判断标准，则如何体现其身份犯的特征呢？如果某人在从事特定公务时根本就没有从事公务的资格，能否认定其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而构成相关犯罪呢？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不能被忽略的，它应是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笔者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指依法取得从事特定公务的资格，相比较来说，“身份与公务兼具说”和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是合理的，但对身份和公务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
三、渎职犯罪主体的认定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对渎职犯罪主体认定的争议同样存在于司法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经常将渎职犯罪的主体资格混淆，除了自身的素质外，也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的不统一、相互矛盾等问题，造成办案人员在理解上存在偏差。
　　第一，司法解释的不合理。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严格限定为“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会放纵犯罪，因此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这些解释虽然符合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但若探究理论根据，则经不起推敲。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解释虽然扩大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但这种扩张性解释是否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语义范围，还值得探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10月9日和2000年10月31日两个司法解释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这把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混为一谈，而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是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两类人员的。这两个《批复》的精神尽管正确，但在解释根据上却值得商榷，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第二，刑法、刑诉法的不统一。《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该条规定清楚地表明，渎职案件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权案件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刑法中规定的渎职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两者存在矛盾。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作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指出“修订后的刑法已将渎职罪的主体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这一修改，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渎职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
　　第三，附属刑法中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如《防震减灾法》第47条“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提到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再如，《劳动法》第103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有关部门就包括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类似规定不再一一列举。这些附属刑法的规定与刑法典不协调。
　四、渎职犯罪主体应通过立法加以修正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把渎职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合适，应予以修正。新刑法第9章将渎职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的理由是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有“职”可渎，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经营管理活动无“职”可渎。但是这一立法理由“是不顾我国社会现实的、纯学术的概念游戏，渎职罪本质是侵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此意义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社会危害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侵犯的也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正如刑法第8章所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并没有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分开，是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目前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但是解释存在的根据值得怀疑。因此，关于本罪的主体问题，不应该仅仅通过解释来修修补补，最好能在立法上进行修正，加以统一。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渎职犯罪主体的确定既要具有前瞻性，又要实事求是，不能一味的盲目超前，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笔者建议，渎职犯罪中的主体应以“国家工作人员”代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在刑法总则中明确定义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委托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受国家机关的聘用、委托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临时代表国家执行公务的人员，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五是其他依法代表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

参考文献：
1.金波、梅传强：《公务员职务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2.郭立新、苏凌主编：《渎职侵权犯罪认定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3.《反腐倡廉法制教育丛书》编写组编：《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困惑的职务犯罪疑点、热点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4.张兆松、李志雄、章晓民：《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5.陈连福主编：《反渎职侵权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
6.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