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提出刑事责任能力意见是惯例

我国1989年《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有确定被鉴定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是由精神病医学专家单独作出的。

那么，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书是否应提出被鉴定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尽管多数的观点认可鉴定结论应该提出鉴定人是否存在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且通行惯例是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由精神病医学专家单独作出的。但质疑的观点认为，司法精神病医学鉴定属于医学鉴定，而不是法学鉴定，法学鉴定应当由司法人员进行，鉴定人的工作只是说明行为人是否是精神病人，至于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则是司法人员的事情。

二、对现行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几点质疑

1.突破刑事诉讼立法范畴之嫌。1989年《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关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不一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强调鉴定的范围是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对鉴定人的要求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换言之，鉴定不能就法律性问题作出评价，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显然属于法律问题，应当由司法机关来认定。精神医学专家只能以其专门知识对刑事责任能力判断中涉及的医学问题作出评定，如果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直接判断，就超出了证明事实的范围。此其一；其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刑诉法在此处仅指“医学鉴定”而不是“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应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医学鉴定则仅限于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刑事责任能力是不属于医学鉴定的评价范围。而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效力等级都低于刑事诉讼法。

2.违背刑事责任能力混合评定标准的初衷。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可见，我国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采用的是混合评定标准。医学判断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需要由其得出是否具有精神病以及精神病种类与程度轻重的结论。而法学判断显然只能由具有法学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在此医学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能力。易言之，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先后两个层次、不同性质的判断，应由不同的主体独立进行的。然现行医学判断和法学判断均由医师在同一程序中完成，有无责任能力的结论是由医师而不是司法人员作出。司法人员所能做的仅仅是接受或者不接受医师对该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而无需也不应另行进行法学判断。如赵某故意杀人案，司法机关共委托鉴定机关对赵某作了三次司法精神病鉴定，而司法机关最终只能在三次鉴定结论中选择采纳。这样的做法明显违背了混合标准的初衷。

3.有悖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本质属性。《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规定及实践中的惯例，违背了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证据所应具有的客观属性。鉴定结论应该是鉴定人对被委托鉴定的内容进行客观而真实的描述。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不仅仅是依据犯罪时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而且还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犯罪目的、行为前后的言行等因素，如吴某故意杀人案中，其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有此表述：鉴于吴某在疾病发生前有漫长的原因自由行为过程，存在有意放任自己行为的动机，最后才导致精神障碍发作，因此，吴某所辨认和控制能力受到损害性质与一般重性精神病发病的不由自主的性质不同，仍应评定为具有完全责任能力。显然，该表述更像是法律意义上的评价，带有浓厚的主观判断色彩，有越俎代庖之嫌。而这样的鉴定结论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客观描述，其客观性已丧失，与证据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不相符，不可作为证据使用。

4.支撑通行惯例的理由有自相矛盾之处。持惯例观点者认为，如果不允许司法精神病鉴定书提出被鉴定人责任能力状况的意见，那这种鉴定书就无异于临床精神病学诊断书，而很难说它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同时，鉴于司法人员不可能精通精神病学知识的情况，这样的鉴定书也会给司法人员对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正确判定带来很大困难，从而影响司法工作的效率和正确性。当然，在我国，鉴定书的这种结论仅是提供给司法机关参考的意见，法官无须直接采用或无条件接受。该理由，一方面要求在鉴定结论书中对责任能力提出意见；另一方面又认为该种鉴定结论不具有其作为证据所应具有的价值，仅是参考。该观点互相矛盾，仅是为支持其结论成立所做的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辩解。

5.司法人员难以承担责任能力评定失误之责。精神疾病的复杂，司法人员不愿也不能对此作出判断，怕承担责任。根源在于，实践中涉及精神病的问题极为复杂微妙，确实也因涉及的问题过于专业，使得司法人员也不愿意独立地作出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判断，而这样的制度安排正好成为司法人员逃避判断的理由，使得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为精神医学专家所垄断。

三、重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思考

综上所述，司法鉴定机关不应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大小提出意见。对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设置可作如下思考：

首先，必须明确司法人员负有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定的主体地位。改革《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所规定的鉴定体制，鉴定结论中不应包含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相比精神病医学专家，除所鉴定出的精神疾病的种类、程度之外，司法人员更熟悉犯罪动机、犯罪的过程、犯罪前后行为人的言行举止等案件综合情况，有助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做出一个独立的有关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判断。在日本，越来越重视心理学要素的倾向，即便医学鉴定认为行为人由于精神分裂症而处于心神丧失状态，但法官认为其具有可以了解的动机，而且在行为时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场合，就不能认定为心神丧失。在德国同样也认为对责任能力的判定属于法律问题，由法官负责。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4条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或境况的专家证人证词，不能对该被告是否具有属于被指控的犯罪构成要素或相关辩护要素的精神状态或境况表态，此类最终争议应由事实裁判者独立决定。显然，国外的立法和实务的观点更加清晰地说明了法官独立判断的重要性。

其次，充分重视精神病医学鉴定专家的作用。当司法人员在进行责任能力判断时，必须要有精神病医师进行医学诊断后对行为人在案发时精神状态的详细分析和阐述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精神病及其程度的结论，不应在没有相关结论的背景下或者完全无视其结论而径直地、盲目地进行有无责任能力的法律判断。毕竟，鉴定人在有关专业领域相对于普通人甚至司法人员占有专业知识上的优势地位，而使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最后，可要求鉴定人单独作出有关责任能力的意见作为参考。考虑到司法人员专业知识的缺乏，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司法机关可以允许甚至要求鉴定人员在鉴定结论之外单独发表有关责任能力的意见，以供司法人员在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定时参考，从而进一步保障责任能力评定的准确性。广东深圳的鉴定机构在司法鉴定结论中，已开始尝试不评价刑事责任能力，仅是出具关于精神疾病的判断结论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判参考意见。与此同时，司法人员也必须更多地了解、掌握精神疾病方面的知识，避免盲目地跟从上述意见。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印发《抚顺市法律援助试行办法》的通知
抚顺市人民政府


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抚顺市法律援助试行办法》业经市政府第7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抚顺市法律援助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促进我市民主与法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是指法律援助机构根据人民法院指定或当事人的申请，为符合条件的公民减、免收费而指派法律服务人员为其提供援助性法律服务的司法保障制度。
第三条 各法律服务部门及公证、律师服务人员应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

第二章 法律援助机构
第四条 抚顺市法律援助中心是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在市司法局领导下，负责组织、实施、协调、指导本市法律援助工作的机构。
第五条 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制定和完善我市的法律援助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指导；
（三）负责受理、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
（四）负责组织、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务；
（五）承办有影响的法律援助事务；
（六）负责法律援助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
（七）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的对内对外宣传、交流活动；
（八）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第六条 不设专门法律援助机构的县、区，由县、区司法局行使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参照本办法组织所属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部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独立承办各项法律援助事务，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非法干涉。

第三章 法律援助条件、范围和形式
第八条 申请法律援助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暂住证的人员；
（二）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事实发生在本市，或虽不发生在本市，但法律援助机构认为应当提供援助的；
（三）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部分或全部法律服务费用。
第九条 当事人虽然未提出申请，但法律援助机构认为应当给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主动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
（一）法律规定需要法律援助的刑事案件；
（二）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抚养费的事项；
（三）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
（四）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
（五）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六）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
（七）其他法律规定应予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以下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
（三）民事、行政诉讼代理；
（四）非诉讼代理；
（五）公证证明；
（六）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四章 法律援助程序
第十二条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并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申请人应在申请表上签名或盖章。申请人填写申请表确有困难的，可由承办人员代为填写。
第十三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明；
（二）代理人代为申请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或其他代理权资格的证明；
（三）有关部门出具的足以证明申请人本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要求提供的与申请援助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援助事项登记制度。
第十五条 申请法律援助者提出每项申请须向法律援助机构予交登记费50元。法律援助事项实施结束后，对申请事项符合条件的，应将所收登记费退还申请人；对申请事项不符合条件或无正当理由终止申请的，登记费不予退还。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申请应当进行审查，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对紧急法律援助申请，应及时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
第十七条 法律服务部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应及时派员承办指定的法律援助事务。
第十八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批准法律援助，撤销法律援助及减收法律服务费用、追偿法律服务费用等项决定有异议的，可从接到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市司法局申请复核。市司法局从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应当作出维持或改变原决定的复核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承办人员应在十日内按规定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卷移送法律援助机构归挡。
第二十条 援助事项办结后需由市法律援助中心付费的，法律援助中心应及时核定并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第二十一条 对人民法院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法律援助承办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依法获得保护，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应尽职尽责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延迟或中止办理所指定的法律援助事项。
第二十四条 受援人不遵守法律规定以及不按法律援助协议规定予以必要合作，经市法律援助中心批准，承办人员可以拒绝或中止提供援助。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必须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监督。

第六章 法律援助资金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筹措法律援助资金。法律援助资金主要来源如下：
（一）政府财政拨款；
（二）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部门应承担的法律援助经费；
（三）社会捐赠。
第二十七条 市法律援助中心对涉及追偿财产的援助事项，可以根据结案情况要求申请人或受援人从法律援助后获得追偿的款项中支付全部或部分法律服务费用。申请人拒绝支付的，可以从追偿款项中扣除。收回的款项列入法律援助资金。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承办法律援助事务的服务费用。
第二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建立法律援助资金使用办法，报财政部门审批后实施，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本办法所规定的职责，由有关部门视情节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法律服务部门不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由市司法局处以500－1000元罚款，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法律服务人员，由市司法局处以500－700元罚款，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三十三条 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援助的，市法律援助中心应当撤销其受援助资格，责令其支付已获得服务的全部服务费用，并由司法局处以500－700元罚款。
第三十四条 被处罚单位和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1997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