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市场中介机构管理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市场中介机构管理办法
津政令第89号
《天津市市场中介机构管理办法》已于2005年6月13日经市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
市长 戴相龙
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天津市市场中介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市场中介机构的行为，维护中介服务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中介机构及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市场中介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中介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接受委托，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提供鉴证、经纪、咨询、代理等服务，收取费用并承担相应责任的独立机构或组织。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按照独立、客观、公正、诚信的原则，恪守执业规则和职业道德，开展中介业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其他责任，其合法执业行为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第四条市中介机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中介机构的综合协调管理，研究、制定全市各类中介行业的发展规划、改革方案、扶持政策。
市和区县有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分别负责相关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中介机构的注册登记和监督。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中介机构设立实行登记制度。设立中介机构应当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未办理登记的，不得从事营利性中介活动。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中介机构在办理登记前应当由有关行政部门审批，或对中介机构设立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市以外的中介机构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在分支机构所在地办理登记手续。
第六条中介机构应当独立建制并承担法律责任，不得隶属于国家机关或者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在中介机构中兼职。
第七条中介机构应当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劳动、人事、分配等制度，建立符合中介机构实际的经营机制。
第八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实行专业资质认定或者执业资格制度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
第九条中介机构应当在其营业场所公开悬挂下列证照：
(一)工商营业执照；
(二)税务登记证；
(三)企业资质证；
(四)执业许可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必须公开的证照。
在其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中介机构应当公布其中介服务内容、服务规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投诉机构的电话和地址等事项。
第十条除即时清结及简单的中介业务外，中介机构提供中介服务，应当依法与委托人签订合同。
第十一条中介机构应当做好执业记录。执业记录应当记载下列内容：
(一)委托事项、委托人的具体要求；
(二)收取的费用及支付方式；
(三)履行合同应当遵守的业务规范和有关要求；
(四)委托事项履行情况，包括委托事项的接受、完成过程、终结手续的办理等。
第十二条中介机构应当建立执业质量审核制度，定期检查执业记录，确保执业质量达到专业标准，对不符合要求的执业人员要及时调整。
第十三条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除遵守业务规则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提供的信息、资料及出具的书面文件应当真实、合法；
(二)应当及时、如实地告知委托人应当知道的信息；
(三)对执业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及其他秘密事项予以保密；
(四)妥善保管委托人交付的样品、定金、预付款、有关凭证等财物及资料；
(五)如期完成委托合同及业务规范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禁止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从事下列行为：
(一)提供的信息、资料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及公共利益；
(二)提供虚假信息、资料，出具虚假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评估报告、证明文件，或者对经纪的商品及服务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三)索取、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或者其他财物，或者利用执业便利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四)采取隐瞒、欺诈、胁迫、贿赂、串通等非法手段，损害委托人或者他人利益；
(五)伪造、涂改交易文件和凭证；
(六)聘用无执业资格人员执业，或者聘用依照本办法规定不得执业的人员执业；
(七)执业人员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同行业中介机构执业；
(八)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规范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应当加强职业风险防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风险基金，也可以参加商业保险公司的执业风险保险。
第十六条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中介机构为其提供服务。行政机关不得凭借职权限定当事人接受其指定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设置中介服务区域性、行业性或部门间的执业限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依法设立的各中介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当同等对待。
第十七条行政机关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实行有偿购买办法，不得强迫中介机构降低收费标准或者无偿服务。法律、法规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应当通过公平竞争方式选择中介机构。
法律、法规规定某项中介业务由特定中介机构提供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委托人或者他人利益损失的，由中介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中介机构可以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执业人员追偿。
第十九条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行为的，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有第十四条第(二)、(四)项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对违法行为予以通报，并将通报内容在新闻媒体上公布；
(二)3年内不得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介机构执业；
(三)由有关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由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二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行政监察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有关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
陆港两地民商事判决的相互
承认与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毛德龙
一、引 言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法院作出的判决采何种态度对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的交往十分重要，但由于司法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法院的判决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对某个案件的认定，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自身管辖权的让渡，因此世界各国对此问题都十分谨慎。香港回归祖国后形成了一个国家不同法域的新局面，陆港两地政治上的趋同与经济上依赖的加深对两地传统的相互之间的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是否还有必要保持原来的严苛的实体与程序的审查殊值反思。笔者之意正是想借本文介绍目前陆港两地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并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路来解开这个阻碍两地经济发展的一个法律症结。
二、现 状
（一）回归之前香港在承认和执行大陆民商判决问题上的做法。在香港回归之前，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司法协助几乎等同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而香港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主要是沿袭了英国的做法，具体到法律规定来说，依据有二，一是香港的《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条例》，该条例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管辖区域的高级法院作出的判决，而这些国家或地区主要是英联邦国家的成员或者是与香港订有相互执行判决协议的国家。二是在香港适用的普通法惯例，它规定的条件更为苛严，是适用于除上述国家和地区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法院作出的判决。中国大陆法院作出的判决也只能适用普通法的规则。但无论如何，一般说来，外国或外法域的民商事判决与若想在香港得到承认与执行，需具备以下条件：（1）该外国的判决须为终局判决；（2）必须是支付确定数目金钱的判决。而且这些金钱应当是补偿性的而不应是惩罚性的；（3）该外国的判决必须是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4）外国法院的判决须符合香港的公共政策和自然正义。由于在回归之前，香港隶属英国，与大陆分属不同的法系，法律制度迥然不同，相互之间的协调也并不十分畅通，在种种疑虑之下，香港对待大陆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采取了较为苛严的态度，大陆法院的判决若想在香港得到承认与执行须重新提起一个债务诉讼，香港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如果认为符合一定的条件，则作出一个与外国法院判决内容相同的判决，然后根据一般程序加以执行，这样从形式来看，香港法院不是执行的外国法院的判决而是本法院的判决。
(二)回归之后的尴尬。香港回归后，是否应沿袭原来的做法实际上存在着法律上与事实上的一些无法理顺的问题。首先，香港回归后同大陆属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奉行一个宪法，大陆法院与香港法院的判决理应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之下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因此是否还应沿用以前的对外国法院的判决的承认或执行的方法实值得商榷。其次，香港回归祖国后与大陆的联系，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之间的司法协助显的尤为必要，在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法域不同而造成当事人形式上赢得官司而事实上却无实益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不仅极大的损害了两地法院的权威，而且阻碍了两地人民之间的正常的贸易往来。其三，截止1997年5月14日，我国签订了23个含有民商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双边条约，对缔约各方法院作出的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都做了类似的原则性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实际上已经对外国或外地区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在我国大陆的承认和执行问题确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实体性以及程序性规则。而反观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不合作状况，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司法的沟通还不能达到我们与外国之间的司法信任的水平吗？
（三）大陆在相互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判问题上的单边主义。相较香港而言，大陆在相互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判问题上也采取了一种较为生硬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有关条款和司法解释。根据这些规定，除外国国家或地区与中国有条约或互惠协议之外，外国国家或地区的法院作出的判决若想得到我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须由该外国当事人直接向我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申请承认和执行，但无论如何，该外国法院的判决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该外国的判决须为生效判决；执行该外国判决裁定的依据只能是互惠；不存在一事两诉的情况；该外国法院须对该案件具有合法的管辖权；该外国的判决须符合我国的公共政策等。尽管我国与相当多的国家已经签订了司法协助的协议，但由于香港的特殊政治地位，相互之间的司法协助却显的有些滞后，尤其在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方面至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而香港法院的判决若想在大陆得到承认和执行也只能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症 结
陆港两地在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方面到底瓶颈何在？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1、由于司法体制上的原因，香港对大陆的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与独立性有所疑虑。2、法律的巨大差异也使相互之间承认与执行判决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我国法律的大陆法系传统与香港法律的英国法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法律上的一些名词术语相互之间往往难以对应。3、大陆的一些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法律规定也令香港感到疑虑。例如，所谓的“既判力”问题，一般来说，必须是生效的判决裁定才能得到对方的承认与执行，但我国大陆的申诉制度，往往为外界难以理解，他们认为大陆的申诉制度对于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无疑是一种破坏，到底是否生效或者被推翻处于相当不确定的状态，这种制度给承认与执行大陆的判决注入了不确定因素。
四、对 策
陆港两地的司法协助问题已经引起了两地高层的关注，在香港回归以及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协助变的尤为迫切，陆港两地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已经是大势所趋。笔者在此并不急于提出一个结论，而只是想提供两种新的思路以供决策者参考。
（一）美国区际私法的借鉴。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的国家，各个联邦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陆港两地的法律关系，但从美国立国以来，他们似乎几乎没有发生州与州之间得的关于相互之间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的激烈的冲突，究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比较好的处理了在我国视为非常棘手的区域司法协助的问题，以至于在美国州际的司法协助已经成为一种相互之间的义务，因而成功的美国模式应当值得我们的借鉴。所谓的美国模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美国宪法对各州之间的国际性进行了控制，宪法保证各州公民在他州法院享有与后者公民同等的条件，宪法还要求各州对他州法院作出的判决给予承认并赋予其效力。这一理论在美国被称之为“充分诚信条款”，他要求各州完全承认他州的法律及判决，因此，一州民事诉讼的判决中确认的权利，一般应在他州产生效力，而无须重新审查争议的实质。在历史上，这一规定曾经极大的影响了美国的法律统一，缓和了各州均有不同法律体系的客观矛盾。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充分诚信条款实际上是各州之间对于相互之间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达成了一个效力最高的契约，这个效力最高的契约被赋予了神圣的宪法的光环，美国立国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州与州之间的司法协助危机皆源于此。我国若能在宪法中对此问题进行规制，则所谓的陆港两地的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就迎刃而解。
（二）跨国民事诉讼规则的新思路。《跨国民事诉讼规则》最早由美国法学会发起，其后几乎汇集了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诉讼法学家参与其中，其目的在于制定一部审理跨国民商事纠纷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示范法典。对于国家间的民事司法协助当然是这部法典的规范重点，它规定了“承认本规则国家的法院，须对他国进行的诉讼程序提供司法协助，其他国家的法院可对他国进行的诉讼提供司法协助。”的原则，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规则实际上对跨国的或者不同地区的司法协助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或者通则，如果将来陆港两地都愿意接受该法典的话，或者都加入有类似规定的公约的话，那么无疑在两地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